为了忘却的纪念
李微敖现在仍然很享受做记者的生活：“我个人确实越来越喜欢做记者了，可以从中得到快乐。”由于在汶川地震报道中表现出色，十年前，他没有面试就直接进入了《财经》工作。“汶川地震给我的影响和改变真的很多。”李微敖说。地震发生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当记者，结果地震后做记者持续至今。
李微敖每年都要回访灾区，十年间从未间断。他注意到灾后重建中的腐败情况——一些官员把灾后重建的款项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经过多方调查，李微敖写下《川震肃贪录》，揭露重建工作中的腐败问题。
《大河报》特稿记者朱长振在震区采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十年后再回忆这场地震，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对自己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并不满意，因为“都是很常规的稿子，记录不了历史”。他在都江堰采访时想到选择十户失独家庭年年回访。“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这十户家庭都是孩子死了，夫妻俩还活着，房子财产什么都没了。”
朱长振最牵挂的是李学、贾益琴一家。女儿李佩在地震中去世之后，两人一直没有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贾益琴和李佩都爱美，地震发生前的那个周末，贾益琴买了一双白色运动鞋，和李佩商量好轮换着穿。李佩穿上白鞋去了学校，却再也没有把这双鞋穿回来。
地震发生后的前五年，贾益琴基本上都是在女儿的坟前度过的，她每天坐在那里和女儿说话，性情逐渐变得十分古怪。李学看出了妻子的变化，但他回避和妻子的沟通，两人的婚姻眼看着就要走到尽头。
朱长振找到北大心理系的徐凯文教授，请他帮忙分析这些失独家庭应该如何走出阴影。2016年，朱长振将徐凯文教授带到贾益琴家中，给他们做心理疏导。即将破裂的婚姻逐渐恢复，贾益琴变得开朗起来，李学对她呵护有加。朱长振再去的时候，一家人兴奋地告诉他，他们准备去做试管婴儿。他感到十分欣慰：“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关注这些家庭的意义所在。”
汶川地震十周年回访是卫毅一直以来的心愿。2018年，卫毅又一次来到北川，寻找曾经采访过的人们，听他们讲述十年来的变化。这次，他的报道聚焦于“心理”：“地震对人心理的摧毁是缓慢的，持久的，几乎永远存在的，完全逃脱出来是不可能的。”
灾区的人们不大愿意再谈论地震，那些名字中带“震”字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改名了。更多时候，卫毅选择做一个陪伴者和倾听者，自然地去听对方的讲述。
2018年，卫毅回访北川。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除了回访，对汶川地震的纪念还以其他方式进行，前《南风窗》副主编张良决定用写书的形式记录这场地震。相比动态的新闻和孤立的故事，他更关心社会关系摧毁之后的重塑，更想做出全景式的记录。
想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正式采访之前，张良阅读了至少几百万字的资料。那时他已经离开媒体圈两年，转行从事公关行业。起初，他利用周末的时间飞往映秀采访，后来干脆辞职，一门心思扑在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上。
张良用自己的积蓄承担起了写作这本书的所有费用，由于资金问题，原计划五年的采访不得不在三年时结束。三年里，张良采访了170余位亲历者，整理出80多位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家中的墙上贴满了各种线索和图片，他要对采访进行交叉验证，保证记录的准确性。他把这件事比作警察破案：“因为需要完整的证据链。”
在地震发生五周年后，张良的《汶川地震168小时》终于出版。168小时恰好是七天，在民间传统的“头七”里，死者的魂魄会在这一天返乡。168小时，是对汶川地震最深切的哀悼和最长久的纪念。
题目下方的一行小字，印在黄色的封皮上格外显眼：“不要忘却啊，不要忘却！”
（文中杨洪为化名）
（郭琛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