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中央关注南德试验，
防止“伽利略悲剧”干扰十八大的顺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 并十八大文件起草小组：
今年是换届年，十八大将在今年召开。与任何换届年思想路线之争异常活跃一样，当前党内外关于是要国有大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还是要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的争论，尖锐而激烈。
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决定公众翘首以盼的十八大后改革开放的方向与力度。
但是，这场辩论的关键证据——改革开放改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以此为结论引伸出的一系列论据：例如民营经济具有原罪、垄断经营具有正当性、地方政府公司化具有优越性等等——却是新老左派阴谋制造出来的。
由于这个天大的政治阴谋至今仍然未被揭穿，仍然欺骗着参加辩论的广大公众、参加辩论的双方学者和最终有权参加制定十八大路线的高层领导，所以，当前的这场大辩论就面临着得出错误结论的巨大风险。
从2005年开始我就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所谓的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简称牟其中案），是一个企图改变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重大阴谋。
1997年小平同志去世，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为首的一批《万言书》破门而出，向改革开放路线发起了挑战。与此前的几次挑战不同，这次是从民营经济处开刀，诬陷改革开放改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党和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危险。
我不幸而又十分幸运地被这股势力确定为这个所谓的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讨伐民营经济的檄文发表在1997年《真理的追求》杂志第2期上，题名是《“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见附件1：该文的复印件）。
该文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主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牟其中现象’的实质，即私营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补充地位而要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一争高下”，“众所周知，当今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其中一个重大寄托，就是在中国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牟其中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出现”。
阵前被点名，我只得挺身而出，发表了《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予以还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了这场斗争以高度的关注，给予了我以多次大力度的保护。
但是由于当时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和矛盾尚未充分展开，最后，国务院系统七、八个部委参加的武汉洪山宾馆会议，终于推翻了中央专案组的结论，撇开公安部门的预审材料，宣布南德触犯了信用证诈骗罪。
关于江泽民同志对南德试验的保护以及南德如何被诬陷为罪犯的细节，我在2011年4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恳请中央批准法院已三次申请的牟其中案件恢复审理》中已集中汇报了，本报告不再重复。
反改革势力初战得逞之后，立即以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靠诈骗国有资产暴富为证据，一方面以向中央正式提出题为《“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的报告和公开发表《致全党公开信》等形式，诬蔑江泽民同志“搞理论政变”和“向资产阶级投降”；另一方面则诬陷凡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原罪，均以诈骗国有资产暴富，煽动起了严重的全民仇富浪潮，煽动起了令人生畏的民粹主义。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其中尤以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给人以极大的鼓舞。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十五大拉开序幕的所有制改革的重大发展。但是却遭到了新左派力挺的刘国光在报刊上著文的公开反对。
刘旋风、郎旋风的肆虐和上千篇文章和书籍对我的围剿（重庆《时代信报》记者宋尾公开发表的统计结果），严重地误导了社会公众、绝大部分学者和公务员等群体对改革开放路线的价值判断。
目前学界和公众均认定中国的改革在2003年已停滞了（张卓元和吴敬琏等人有公开的文章），并认为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垄断企业利益集团”（引自《求是》杂志社经济部副研究员孙刚的文章：《不能让利益集团挡住改革》）。
但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起源于1997年小平去世后拉开序幕的极左势力对改革开放路线发起的新一轮挑战。一次又一次的阴谋活动，一阵又一阵的各式旋风，颠倒了是非，遮蔽了真相，煽动起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思潮，绑架了社会公众和学界。
任何负责任的执政党都不能对如此强大的社会思潮熟视无睹，而去强行推进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2003年之后改革停滞，从而导致周瑞金先生最近著文痛斥的“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空前严重的真正原因。
多年以来我一直呼吁中央关注南德案件，支持法院走完起码的司法程序，通过司法判决，把真相告诉公众与学界，以恢复社会理性，引导公众从民粹情绪中清醒过来。
可是，案件至今仍处于无限期的“延期审理”阶段。一个法院审了15年，审到不敢开庭，只能用“延期审理”来搪塞公众、学界和中央的案件，竟然能被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长期当作支持自己论点的主要论据去欺骗社会公众、欺骗学界，直至影响了中央的重大决策，难道还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
我注意到了两个“36条”无法贯彻给我国经济“硬着陆”带来的风险和国务院再一次推动制定其实施细则的急切心情。但是，若不从政治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大张旗鼓地揭露新、老左派对民营经济的诬蔑，平反冤假错案，而只是幻想无声无息地纠正近十年以来的决策失误，那么，全国公众期盼的改革再出发就无从谈起。
经我多年不停顿地向中央和媒体报告，在各方面压力下，2011年7月6日湖北高法终于通知“结束延期，恢复再审”，并被告知最快会于9月份开庭。可是，11月11日又被告知需要再等到“院长换届”之后。案件再一次进入了无限期的“延期审理”之中。可是，我被关押于黑牢里已经超过整整十三年了。
人生有几个十三年？不经法院最后判决就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还不是黑社会组织的绑架？
可是，真理的光辉不是用黑社会手段就能够封闭得住的。最近，历史又给南德试验提供了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由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目前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同于此前资本主义经历过的多次危机可以用经济周期加以解释的困惑，因此，西方学界集中爆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质疑，认为此次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制度危机。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一、1月29日结束的今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的主题就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说：“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
1989年1月27日，我应施瓦布亲自邀请，与他一道在当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共同主持过一个论坛，他给我演讲出的题目是《在中国，一个企业家的传奇故事》，向西方一大批各国政要、学者和企业家介绍中国刚刚兴起的民营经济。我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二、柏林墙倒塌之后，曾以发表《历史的终结》名满世界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佛朗西斯•福山，最近又在美国《外交》杂志1-2月号上对当年自己的论点表示了怀疑，发表了《历史的未来》。
三、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以《下一个马克思》为题发表文章说：“我们即将迎来新时代。与《经济学家》、《金融时报》、弗朗西斯•福山和纽特•金里奇的看法不同，我们的任务不是拯救资本主义或者中产阶级。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最近我集中阅读了数十篇类似的文章和报道，发现这些西方的博学鸿儒对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分析与认识，远远没有达到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的试验——南德试验——的深度。
远在1998年12月16日——我此次被捕前22天——南德试验已写出了第一份试验报告：《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南德集团试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报告》（见附件2）。报告明确指出，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类似于公元1500年左右，由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取代农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正在向以智慧（劳动的一种形态）为中心的生产方式转变，这必然引起包括全世界政治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发生巨大变化。
报告的结尾写道：“一个长夜过去了，这篇略嫌冗长的报告也该停笔了。推开临海的窗户，夜色正在褪去，朔风猎猎，海鸥翱翔，波涌含黛，天际启咽，一轮红日正冉冉上升。这不就是目前世界的写照吗？作为辉煌了几个世纪的工业文明已经‘年长色衰’，等待它的，也是‘拄杖五柳前’的凄凉晚景。一种新的文明——智慧文明——已经在敲门了。”
该报告落款时间是1998年12月16日。22天后，南德职工被强力驱散，我被一张空白拘留证拘捕了。
自1980年2月开始，按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进行的南德试验，再一次被迫中止。
南德试验开始于1980年2月。
197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个五人小组，到了现在的重庆市万州区沙河看守所将我们释放。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的平反。被捕关押的原因是与几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道，在文化革命中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写出了纲领《中国向何处去》，得出了中国的前途在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秩序努力之中的结论。纲领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中国向何处去》写道：“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中国人民。”我被内定死刑，两次准备执行时，均被一个偶然因素耽搁下来了。
中办五人小组于1980年1月2日在当时的四川省万县地委办公楼接见了三天前被释放的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全体成员，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1980年2月13日，我在万县市工商局领到了工商业营业执照，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家私人股份制企业就此诞生。
南德的宗旨是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全体南德职工从此就在这块试验田上进行着艰苦卓绝、风波迭起、险象环生的南德试验。
试验的成果不断公布，其中对改革全局具有参考价值的有1997年向党中央的报告《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和1992年向党中央提出的“应该大规模发展民营企业家入党”等等。这些报告都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反应。
南德试验的最大成果是我多次向中央报告并向媒体公开宣布的“发现了一种堪与人类发现工业文明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媲美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由于南德试验是在极度不被理解的环境中进行的，审查、威胁从未中断。1983年还被万县市公安局又取缔过一次，理由是“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又派人持胡启立、姚依林等同志的批示，再一次到万县地区收容所将我释放。《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医治“左”的顽症》为题的评论。据说评论是根据胡耀邦同志的又一次批示写的。
为了扼杀南德试验，国家的政策性银行——执行国家中央银行使命的人民银行总行——甚至不止一次地用红头文件、明传电报禁止全国各地金融机构为南德提供金融服务。可是，结果却正好与企图扼杀南德试验的势力期待的相反——被逐出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南德被迫只能去探索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再一次得到证明。
投资非吾愿，信贷不可期，南德只剩下一条路，只能靠属于自己身体的聪明才智了。
南德试验除创立时我投入的300元人民币以外，以后再也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投资。但南德试验却完成了当时轰动了西方媒体界的几件业务：用我国积压的商品换回了四架苏联大型飞机；与莫斯科国际卫星组织合作，成功研制并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电视直播卫星；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和俄罗斯赤塔州政府合作，开始了横跨中俄两国的、占地15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我此次被捕前，第一期工程——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已经完成通车。开通时，当时俄罗斯副总理，目前活跃于莫斯科政坛的列姆佐夫出席并亲自剪彩。我们的计划是把满洲里建成中国北方的香港，把俄方一侧的小镇后贝加尔斯克建成俄罗斯的深圳。南德的目标是以此地缘结构和自由贸易区安排，与俄罗斯政府合作，共同开发西北利亚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列姆佐夫当年还为此专门考察了深圳。
南德的成就无法用传统的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是：“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的过程。”但南德只有区区的300元人民币的资本金，用《华盛顿邮报》的说法是36美元，又无银行信用和资本市场等金融手段可资利用，只能把经营重心放在对职工能力的选择与培养的高度关注之上。这就让习惯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维，视其特殊规律为永恒真理的中外媒体无法理解。
在1997年《万言书》对改革开放的大举讨伐中，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在他们的策动下，围剿我的上千篇文章和书籍，一律斥责我为当代中国最大的骗子，说卫星是假的，飞机也掉下来了等等。他们怎么也无法相信，一家被权力围追堵截的民营企业，怎么可能完成他们称之为的国家级项目呢。
自1992年以后，西方有三百多家（次）媒体采访过我，美国《时代》周刊还把我评为当年“世界十大新闻人物”。他们的看法只有一个，一定是邓小平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暗地里给南德“吃了小灶”。
经过十余年的各式各样的审查，现已证明，卫星不是假的，飞机也没掉下来，别说小灶，南德大灶也吃不上，编造一个信用证诈骗的罪名，现在又尴尬到了法庭不敢开庭审理的地步，只能以黑社会手段的无限期“延期开庭”为借口，继续欺骗公众、学界和中央。
长年处于全国媒体口诛笔伐的我，经常陷入深度的苦恼之中，唯一给我以安慰的，只有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了的经验：每当人类有重大发现时，往往会经过一个真理被围剿的黑暗期。这么多年来，伴随我的经常是对伽利略的思念。
伽利略（1564年—1642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近代实验力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之一。
他于1623年发表了《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反对“地心说”，支持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年—1543年）发现的“日心说”。1624年伽利略因此遭到罗马教廷异端裁判所的审判，被判罪管制，直到1980年罗马教廷才宣布取消对伽利略的审判。
中学时代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往事如烟，片名、情节已记不清楚了，但伽利略站在宗教法庭被告席上大气凛然的形象，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伽利略大声驳斥判了他有罪的法官：“您可以判我有罪，但我们现在站立其上的地球，正在围绕太阳不停地转动着。”
南德试验坚持发展民营经济，认为民营经济比国有经济更有效率；南德试验坚持试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认为以智慧（劳动的一种形态）为中心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效率。可是却不断遭到打击。三次被抓进监狱的时间，至今总共已达近20年之久。其遭遇与当年遭遇宗教裁判所迫害的伽利略何其相似。难怪1999年南德员工被驱散，我和夏宗伟被抓进看守所之后，南德集团办公厅主任刘建和对采访的媒体说：“似乎有股中世纪的味道。”
南德试验除开1998年12月16日已形成的第一份试验报告《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之外，在监狱中，我又于2005年7月形成了第二份试验报告《一项可能解决人类贫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这份报告试图证明智慧经济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高出千百倍的效率。
今天回头看来，两份报告均有着明显的探索痕迹，但方向是正确的。
完成第二份报告之后，在坚持案件申诉之余，则集中精力试图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劳动价值学说的角度，对智慧经济生产方式超乎寻常的高效率作出理论说明。
马克思继承了欧洲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的解放，追求人对人性的绝对占有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并且努力将这一过程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把希望寄托于工人阶级在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中的发展壮大。他曾预言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里将是一个少数人的特权群体。但是后来发展了的现实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很多工人及其子女都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成为了居民的大多数。整个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权利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困境中的马克思面对因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而不可能解决的、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的难题，令人非常遗憾地背弃了自己最伟大的理论成就——存在决定意识——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暴力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上，因而使马克思主义蒙羞。多年以来不为世界理解，至今仍然如此。
他自己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虽然恩格斯以后对马克思和自己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中表现出来的暴力化倾向进行了重大的校正，但新的生产力（主要又表现为新的生产工具）直到恩格斯逝世时也尚未出现。所以，这种校正，仍然只能是一个理论家的学术主张，无法从社会实践中得到响应和检验。
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学说——的历史时刻终于出现了，那就是以电脑和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的出现及其广泛应用。现在，拂去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学说身上的尘土，恢复其本来光辉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的肩膀上。
我们——邓小平开启的改变中华民族命运，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改革开放运动的追随者和继承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的自公元1500年左右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已过时了的旧的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论证，把因暴力化倾向而蒙羞的社会主义第一次真正置于了科学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于1883年发表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劳动是一切价值最重要的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所谓最重要指两个方面：1、任何价值的创造，必定有劳动参加，不存在脱离劳动的价值的创造；2、劳动是所有参加创造价值活动中，唯一具有主动性的要素。
人类曾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生产方式时代。在这个时代，只能使用手工工具。劳动也只表现出一种形态——体力劳动。所以，也只能使用一种资源——自然资源。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由于缺乏交换，就形不成新的思想，人们也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所以就“需要一个太阳来给社会施洒雨露和阳光”。这就是专制皇权存在的合理性。特权暴力决定分配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取代农业文明生产方式，是因为表现出更高的效率，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料。效率更高的原因是因为机械工具的出现和能源的使用（化石燃料）。机械工具和能源的广泛使用，天文数字般地扩大了人类体力劳动的能力。铁路、远洋运输、万吨级压力机、航天火箭等等。
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此前人类创造财富的总和。”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机械工具、能源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这一切最后都可以归结为货币的力量——用资本购买。资本理所当然地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就占有了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所以马克思将这种生产方式定义为“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的集中和积累的过程”。
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劳动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与意识形态专家们的好恶无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必定要经过马克思称之为“涤罪所”的这一历史阶段。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取代农业文明生产方式是因为机械工具的出现一样，另一种新的工具——以电脑和网络为特征的智能工具——的出现，再一次推动了人类历史上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一次出现。
机械工具扩大的是人类体力劳动的能力，智能工具扩大的是人类思维劳动的能力。
思维劳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记忆劳动；2、创造新经验和新知识的劳动——我们将其称为智慧劳动或智慧。人的智慧是资本不可能购买的唯一的生产要素。
1956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发现，美国学校的测试题95%以上是在考查学生的记忆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学问分类法，即影响了两代美国人的“布鲁姆学问分类法”。该分类法把学问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几大类。
智能工具扩大了人类记忆劳动的能力。以前需要读万卷书，在卷帙繁浩的典籍海洋中皓首穷经才可能获得的知识，现在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以前需要行万里路，探胜访幽，才可能获得的当代人的经验，现在也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供我们借鉴。
现在我们经常讲的“分布式认知”的本质，就是把我们从繁杂的记忆劳动中解放出来，其余部分则由智能工具天文数字般地放大了。最新的科技情报表明。制造出一种直接与人类大脑相连的界面，实现人类大脑与信用世界对接越来越无缝化和无形化，已为时不远。届时人类获得前人的知识和当代人的经验就会有今天看来不可能想象的范围和闪电般的效率。
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针对此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指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主要因素的经济时代”。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年度报告中把“知识经济”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这一定义是不准确的。南德试验证明，知识只与记忆有关，它不可能独立创造出新的价值，只是创造价值活动中的一种劳动材料。在创造价值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等我们称之为智慧劳动的思维能力。
所以，南德试验反复公开宣称：智慧经济是比知识经济更准确的概念。
思维中的记忆劳动既然已为智能工具取代，于是人类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等南德试验称之为的智慧劳动之上。
知识是前人经验经过实验检验之后的总结和概括，既然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工具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前人的知识和当代人的经验，再加上自己的经验、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等智慧劳动，融会贯通的结果，一定是一种解决我们每次面临难题时新方法的产生。
市场经济是人类至今为止发现的一种能实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的机制，但是，它是通过不断地试错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耗费更加漫长的时间。智慧文明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试错的次数和更高的纠错频率，因此，也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这是一种比热核反应更加巨大能量的释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精神的运动遵循与物质运动正好相反的规律，它与它出发点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智慧文明生产方式既然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有效率的生产财富的方法，所以与公元1500年左右农业文明生产方式被取代一样，它必然逐渐地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取代的核心是劳动取代了资本在生产方式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这一取代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个人的好恶而超越。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之处。
既然投入更多的机械设备、自然资源、能源资源和劳动力等一切能用资金购买的生产要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它必然以资本为中心。为了不断提高效率，全社会就得疯狂地追逐资本的集中和积累，金钱崇拜成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最主要特征。整个社会秩序的一切安排——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为了追求全社会生产财富的更高效率和更大规模，都得围绕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这一目标而运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反倒成了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忽略的存在。
这种资本与人（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不可能解决的冲突。依靠暴力掠夺也无济于事，暴力掠夺的结果不外乎使执行资本与劳动功能的特定人群，互相交换了社会位置而已。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同时，就产生了对这种生产方式中资本与人性对立的批判。工业革命初期的捣毁机器运动和意大利的掘土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俄国暴力革命以后的国家所有制的计划经济实验，虽然理想崇高，其中也不乏某个阶段虚幻的成功；恩格斯一度也认为产业工人的崛起可以解决资本与人性对立这一历史课题，满怀信心地写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最后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达到目的。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才智和品质，而在类似于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蒸汽机那样的工具尚未出现，这种工具出现的科学技术条件当时尚未成熟。
一种注定要埋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以电脑及其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终于出现了。由于它的出现，劳动（人）就拥有了取代资本在生产方式中中心地位的物质基础。一种类似于公元1500年左右发生的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伟大历史时刻终于来临了。
人体是智慧的载体，不存在独立于人体的智慧。当智慧处于了生产方式的中心地位的时候，当只有发展智慧才能更快地增加社会财富的时候，发展人、完善人、保证人自由思考的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选择和结社的权利；保证人的一切政治权利、法律权利和保障人体健康生存的环境权利等等，就再也不仅仅是一群先知先觉、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者的美好愿望，而变为了可以动员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内生要求。
这不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社会主义事业先驱们梦寐以求的吗？不就是马克思期望的人对人性绝对占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吗？
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说，由于智能工具的出现，由于人类在农业文明中只能使用自然资源，在工业文明中只能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之后，现在——进入智慧文明之后——终于可以同时使用三种资源——自然资源、能源和信息资源了。因此，我们才可以宣布社会主义今天才真正地被放置于了社会内生的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荷兰人，特别是阿姆斯特丹人，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了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由此才带来了财富爆炸式的增长。
这一过程人类花了300年以上。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预测出历史上的又一次大转变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形成什么样的模式，但是上一次大转变的时间、过程和意义对我们一定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劳动取代资本的时间，一定不会比资本取代特权的时间短。一切都有待于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各民族的勇敢实践。中共几代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不同场合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会。南德试验多次向公众报告，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反复上演过。1997年南德公开预测：“地中海是昨天的海//大西洋是今天的洋//太平洋一定是太阳明天升起的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漫长，总得有人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南德试验跨出了这个第一步。这是改革开放的光荣，是中国人的光荣，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光荣。
1996年11月南德试验向社会公布了《南德经济集团平稳分蘖条例（草案）》（见附件3：该条例草案的序言：《智慧经济南德宣言》），提出了一种以人（智慧）为中心的企业发展模式和管理原则，征求各界的意见。它与传统的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管理原则不同，它以人的智慧为中心。
各界反应热烈。
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现为北京某大学教授的仲大军先生以《新型企业内部关系的曙光》为题，发表了看法。他写道：（这是）“一件解放中国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和创新精神的大创造。”
成都凤凰饲料公司宣传部部长张时全先生以《新时代的“人权宣言”》为题，写出了他的意见：“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有跨时代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牟其中先生领导的南德经济集团最近推出的《平稳分蘖条例（草案）》，则具有新时代《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巨大意义。这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进入智慧文明时代一个闪光的信号，它将对全世界企业界、经济界、理论界、学术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将产生热核裂变般的无比威力。”
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被誉为创造了“改变世界10大定律”的利斯顿定律的利斯顿先生说：“未来国家与地区的繁荣与否，取决于它可以吸引多少智慧并管理多少智慧的能力。”
可惜，《条例》（草案）公布之后的第二个月——1997年1月——讨伐中国民营经济的檄文《“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就在《真理的追求》杂志上公布了，南德被认定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场试图恢复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思潮铺天盖地而来。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辩论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至今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辩论的核心是要国有大型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还是要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
这场辩论的结果会深刻影响十八大。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所以辩论的结果自然会影响到今后中国改革的方向，从而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南德试验为检验这场辩论双方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十分简明扼要，任何人不可能提出异议的机会。
挑起这场争论的一方提出的第一个，也是第一号证据，就是改革开放改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依靠诈骗国有资产一夜暴富。为了证明这个证据的真实性，首先就制造出了其代表人物牟其中是最大骗子的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于是，判断一个上亿人各执一词、争论十余年仍然莫衷一是、激辩双方孰是孰非的方法，就简单地化为了一个具体的司法案件。只要是司法案件就好办。既有程序法又有实体法，可以保证得出正确的、非此即彼的、十分肯定的法律结论。不会如一场理论争论，争论十余年也没有结果。
道德的底线是法律，法律的底线是事实，事实的底线是证据。南德案件刚好保留有十分完备的预审档案，公安机关的侦查和预审为公正的法律判决提供了南德集团与信用证无关的完整的证据链。
这就是辩论中的一方一再阻挠法庭审判，不敢让法庭作出终审判决的真正原因。
十八大今年就要召开，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是当然之急，再也没有时间容忍反对改革的势力继续欺骗公众、要挟中央了。
因此，我们再一次要求中央支持办案法院公开开庭，走完审了十五年至今也未履行完的南德集团信用证案的司法程序。
马克思曾经说过，道义上的灭亡必然带来政治上的灭亡。一个只能依靠欺骗公众、要挟中央，道德上已经破产的政治势力，还能够向广大公众证明其政治上的正当性吗？
附件： （共21页）
1、《“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的复印件； (8页)
2、1998年12月16日牟其中在被捕前第22天写给中央的报告： （10页）
《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南德集团试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报告》；
3、《南德经济集团平稳分蘖条例（草案）序言》：《智慧经济南德宣言》。(3页)
抄送：
十五届中央处理过牟案的老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中共中央统战部、国资委、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
此致
敬礼！
牟其中
于湖北省洪山监狱
二0一二年三月十日
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
（代笔、整理、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