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被曝“有80栋房产、资产超过20亿元”一事迅速发酵,已引起全国高度关注,迅速占领了各大网站显要位置。
昨晚9时,龙岗区官微“龙岗发布”发布落款为龙岗区监察局的《情况说明》,称调查组已经升格为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当事人周伟思被暂停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
26日,有10多名举报的居民聚集在南联社区一间会议室里,现场质问周伟思。当有媒体向周伟思求证时,周伟思称“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都是他的两个儿子在打理。如果在香港,这些物业值20亿,在龙岗,价值没这么多。
他表示知道举报人是谁,对方是污蔑,因与自己在“旧改”问题上存在误解而导致纠纷。对于众多房产来源,周伟思称自己来社区之前开公司做生意,大部分房产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
昨日,龙岗区官方微博“龙岗发布”称:“龙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27日,由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网上反映的当事人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为了使调查工作做到公平公正,龙岗街道党工委决定在调查期间暂停周伟思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情况说明》还称,目前调查组已迅速着手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并将及时向媒体和公众公布调查结果。
据周伟思称,1982年,他在龙岗开小店,走上经商路;1987年,他开饭店;1988年,他向银行贷款,还找香港亲戚借钱,盖厂房;1992年,他又搞起了建筑,先靠盖物业收租金,赚到钱后,再买地皮盖物业滚雪球发展,累积了一些财富。
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征用拆除了他的不少物业,赔给他一个亿的现金。赔付款项大都继续用来买地盖楼。现在,这些物业都升值了。每个月,他大概要交100多万元的各种税收。
周伟思坦承,有些物业有房产证,有些没有。能够办房产证的物业都落在他的名下。网帖里点名的8处房产,他承认5处属实。银珠岭路5层厂房、8层楼房和旭源大厦3处物业不是他的。南都记者走访了联亨商务大厦。那是一栋16层高的建筑,正在招租。大堂的宣传单显示,该物业总建筑面积3万平米,若按周边同等物业价格保守计算,这栋楼的总价值约4亿多元。
对于网帖所指的20辆豪车,他表示,“十辆八辆是有的,也是好车(奔驰、宝马、保时捷等等都有),但都是二手车。”他说不喜欢买新车,因为二手车开过几天还可以再卖。靠物业收租发家的周伟思说,自己未曾插足公司经营,两个儿子一般大事会征求他的意见,小事兄弟俩自己做主。
据悉,昨日,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龙岗街道党工委决定,调查期间,暂停其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
近年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村官腐败成为激化农村矛盾、破坏农村稳定的一大根源。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各种项目和资金都向农村倾斜。修水修路、改土建园等民生工程的资金投入很大,还有一些村有集体经济,村管资金数目很大。有的村官经不住诱惑,通过多报冒领、雁过拔毛、截留挪用等方式中饱私囊。
《半月谈》披露了最高检察院最近公布的一组数字:去年全国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这数千“村官”已不只搞点“不正之风”之类的小腐败,已卷入涉嫌触犯刑律的大腐败。在我国推进民主进程中,有一件值得引人自豪的事,就是村民自治。此举在农村基层的广泛实施,对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农村经济发展,是了不起的突破。然而正是在实行村民自治的背景下,竟然呈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观,实在令人困惑。数千村官大腐败究竟警示啥?
最高检察院公布的这些数字: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性质涉嫌职务犯罪,所限时间只是去年的。这数字惊人啊!然而此数字还不包括“副”的,加上“副”的和“潜伏”着的,不知是多大一批队伍。据《半月谈》报道,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富裕农村,村干部腐败案件涉案金额更是惊人。最近被查处的广东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近2400万元。“小村官”纷纷变“大贪官”,村干部违纪违法呈越演越烈趋势,确实令人忧心。如果这只是“数据”,那么不妨再看看身边的现实,情况会更加清楚。只要肯做有心人,随处可见到一些变质“村官”的反常作为,也随处可听到群众给他们的评价。农村基层组织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当听到“看来底层不底了”这类感慨,衷心希望国家健康发展的人谁还能无动于衷?
“村官” 到底是多大的“官”?村有大有小,有穷有富。但说直白了就是直接“管”农民的人,充其量做点组织和指导生产等方面的服务性的事,而且是松散型的,根本不是什么官,其本身也是干农活的。不知从那阵子起,有不少人竟当起“官”来。办“官”务还习惯背着农民搞暗箱操作,虽然嘴巴也挂的是“大家”,私下里早把集体财产引进了“小家”。本该为农民服务的村干部变成了“村官”,其中一部分成了十足的“贪官” 。如果村干部欺上瞒下、玩忽职守,甚至是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那么对该村而言就可能是一场灾难,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激起民愤,危害基层政治安全。
不是有村民自治吗?其实,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被人“肢解”了,或者说“瘫痪”了。并非不存在,只是形同虚设,“自治”变成了“官”治。村民自治堪称新的创举,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进步在某些地方则很有限,甚至行不通,村民自治变成了 “自治村民”。令人可笑的是,一些村的“村务公开”照常搞,“民主管理”会照常开,村务公开栏上也见得到几行数字,可村民无任何决策和知情权。这种兜售假货的“村民自治”把村民的权益糟蹋得不成样子!何以出现如此怪现状,确实该好好反思。
问题出在哪里?只要认真调查就会发现,与真正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不同,有相当地方是在搞“假冒产品”或“劣质产品”。其“产品”的特征是:表面上搞的是村民自治,实际上搞的是“村官自治”;“治”的主体发生了变异,成了“村官”;由于“自”被挤走——“自治”被偷换成“官治”。而被贪官遥控的“村民自治”纯属腐败工程,村民自治沦为他们搞名堂的遮羞布和挡箭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农村基层贪官开始了腐败之旅。
数千村官大腐败,以活教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锐变”的严重危害:从经济上看,“官”民收入差距越来越惊人。一些并非很落后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3000多元,有的“村官”却拥有了巨额财产。私占矿山、巧动拆迁款、私卖集体林地、私自找“关系”批地建房出售,本该为农民当服务员的,竟成了莫名其妙冒出的新“贵族”和“地主”。体现在经济另一层面的矛盾也很尖锐,国家和集体经济受到严重削弱,以至出现不少“空壳村”、“空壳社队。从政治上看,“村官”变“贪官”,搞“小腐败”卷入“大腐败”,其“业绩”不仅动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尤其在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方面,扮演了极其丑陋的角色。有的“贪官”虽已进班房,但恶劣的影响迟迟难以消除;而还没浮出水面的仍继续发挥着危害作用。从民生的角度看,由于基层“贪官”作难,不少农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增收、看病、养老、返贫等矛盾越来越突出,改革奉送的成果被这些败家子活活生吞。村官腐败问题已成为关系和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已到非下大功夫解决不可的地步。
无庸置疑,农村改革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农民群众获得了极大的实惠,这是事实;然而一个个农村基层“带头人”戴上了手铐,在带领腐败分子坑农害农方面不幸栽了下去,这也是事实,同样不可辩驳。到底还有多少这种“带头人”挽着村霸恶棍行进在贪腐路上,甚至同黑恶势力打得火热,尚不得而知。但可断言的是,这种人现在已决不算少,是否继续产生则取决于防治和打击的力度。我们为农村崭新的巨变而欣喜,也为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的锐变而忧虑;为中国最底层群众的“获得”而高兴,也为农民们的“失去”而遗憾。
由此可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治理已是刻不容缓。惩治官僚主义,打击拜金主义,坚决依法追究各类违法行为和失职行为,完善和强化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力求落实,必须作为一件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作为关注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大事来抓。从正面的意义讲,对数千小村官大腐败现象认真反思,并推出强有力的治理方案,促进矛盾的有效解决,也何尝不是好事。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不动摇,始终坚持落实执政为民不松劲,始终坚持监督制约和依法打击不务虚,这便是数千村官大腐败给我们的最大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