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无结论获释
四名男警把我带到审讯室，轮流对我进行了二次、总计约六小时的讯问，其中大量与袭警毫不相干的内容，被不断反复地问及。
第一次审讯，我再次申明，我是被诬陷的，要求调取现场监控视频。
两名男警丝毫无动于衷，冷冷地告诉我：它们早就看过了现场监控视频，有充分的证据抓我。
我明白了：这是集体构陷，没有一点点误会。
联想到公职律师的蹊跷出现，还有我刚被抓进办案区时，曾听到两警察窃窃私语：“这是xx交办······”。
我越发绝望地感到，我掉进一个可怕的陷阱！
那一刻，我真的追悔莫及：我有大把事要做，干嘛要代理遭领导痛恨的访民啊！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怎么就不明白恨屋及乌这个道理呢？
第一次讯问，两男警赤裸裸地耍流氓，直接诬陷我袭警，我当然否认，要求他们出具视频证据。
晚上约9点到10点，警察休息。
晚上10点，第二次讯问开始。情势变好许多，我的恐惧感也消退了一些。
男警开始耍无赖，为他们的犯罪行径寻找各种理由，为此还给我看了部分现场视频。
可能由于剪辑粗心，竟然被我看到了警察对我掐脖施暴的部分动作。
男警：视频中你举手了，是不是要袭击他（陈警察）？
我：那是下意识抬手，遮挡他甩来的工作证。我一个中年女律师，在派出所无端端去袭击一个年轻体壮的男警，符合常理吗？这不是“欲加之罪”吗？
男警：你是不是想抢他（陈警察）的工作证？
我：抢他工作证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正常人，还是律师。我和他没有任何肢体接触。
男警：你为什么要辱骂警官？
我：绝对没有！平日我都不用脏话骂人，更何况与警察打交道。可以看视频。
男警：你说他诬陷你，他怎么不诬陷别人？（好熟悉的问题啊）你要在自己身上多找原因，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
我无语。
我患有高血压，常年服药。
突遭厄运，我感到血液不断上涌，真怕自己突然爆血管而死。我不断告诫自己冷静，再冷静！活着出去最重要！
两次讯问中间，我尝试要求男警拿一个血压计来，监测一下血压，以防不测。当然，我的要求被粗暴拒绝。
约深夜11.50，我被释放，派出所没有任何口头和书面说法。
我的律所同事在外等我。
一便装男人送我出派出所，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你非常幸运，如果不是······你的麻烦就大了！
是的，我确实太幸运了！
因为网上声援及时，我没被刑拘、判刑，更没像雷洋一样惨死！
据李小贞事后讲述：
那天她抱着孩子进入办案区后，陈警察也是以怀疑她藏有凶器为名，强制她在孩子面前脱光衣服。
约见变成强制传唤，又受到脱衣羞辱的李小贞很气愤，拒绝在笔录签名。
陈警察冷冷嘲笑：你敢嚣张？我已经连你的傻Ｂ律师都抓了，好好看下我怎么收拾她吧！
那晚，华林派出所里相继有三个女人被脱衣服。倒是那些被抓的男人，似乎没人有兴趣脱他们的衣服。
五、督查投诉
经与同事、家人商议，次日凌晨约1点钟，我和同事、家人一道返回华林派出所，拨打110报警投诉，要求110立即依法派员到场，调查并固定现场录音录像证据。
110却百般推搪，还威胁我。我不为所动，坚持拨打数十次110，要求派员到场调查。最终，约凌晨2.30，荔湾区公安分局两名督查警官到场，对我做了询问笔录，向我保证录音录像证据不会被篡改、湮灭，并承诺当天即出调查结果。
当天没有收到荔湾区公安分局督查的任何讯息。
第二天，广州市公安局两位督查警官约谈，又做了一次督查询问笔录。询问过程，督查庇护犯罪警察的倾向渐渐显明。
督查还告知：案发现场的录音录像证据，必须向华林派出所申请公开，也就是说，我必须与虎谋皮！
中国公民碰瓷瑞典警察，真相迅速大白。
因为，有旁观者随手拍下的视频曝光。
而我被诬陷袭警并被施暴、羞辱，发生在布满监控的派出所里，几分钟即可清楚判断真相。迟至今日，却没有任何官方声音。
无非，因为权力之手可随时篡改甚至湮灭罪证。
如此严重践踏公民尊严和权利的罪恶，难道就可以轻飘飘地抹去，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吗？
有时，我颇有点冲动，想公开问下荔湾区的某些大人物：你们没有妻子、女儿吗？如果她们也像我这样遭遇陷害和羞辱，你们会作何感想？你们就不怕报应吗？
六、我是弱者
直到现在，9.20的恐怖经历，我都常常恍惚觉得仅是场恶梦，不是真的。
如今，但凡看到穿制服的人，我的心就会不自主地哆嗦。
我深深体味到：权力滥用之害，远胜一般社会犯罪，也是引发、助推一般社会犯罪的重要源头。
我一直不解，我和那些警察无怨无仇，就算领导交办，有必要往死里整我吗？
人，真得会这么恶吗！？
若非亲身历险，真的难以置信！
我知道社会黑暗，但从未想到会黑暗如斯！
我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勇气继续执业。
我知道，这次警察碰瓷带来的伤害，将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的遭遇在网上曝光后，我才惊讶地发现，有太多女律师曾遭受警察侵害。
据说，仅在今年，广州已发生多起警察碰瓷抓捕女律师的恶性事件，均无曝光。
一线城市尚且如此，其它地区又能如何？
很多做律师的女同学、朋友都告诉我，她们也被警察抓过。只是，她们都选择了默默吞下苦果。
我的业务一直以商务案件为主，辅以少量的民事、劳动案件。
我不是事业型女性，我最关心的是家庭、孩子。
之前，我从不对抗权力，更不赞赏激烈对抗。我经手的每个案件，都像代理访民周建斌案一样，尽力去调和、化解案件中的矛盾。
但我也不是岁月静好一族，我关心社会公益，同情弱势群体。
9.20噩梦，让我开始清醒：
我根本没有资格同情弱者，律师也是弱者。
作为女律师，我是弱者中的弱者。
广州孙世华律师，201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