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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上山下乡是回到古代反对未来

日期:2019年01月09日 16:16 来源:网络 作者:王克明

 

1974年冬在陕北。左起:田丰、王士伟、王健、王克明

史铁生去世8年以来,没有再跟他一起回味过插队和陕北。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也是我们去陕北插队五十周年,这时候纪念铁生,很想再跟他一块儿聊聊插队,说说上山下乡。这是他生前喜欢的话题,他去世前四天还在跟庞沄、陈冲他们聊的话题。

铁生在《插队的故事》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满怀豪情壮志去插队的人毕竟是少数。将来如果有人研究插队的兴亡史,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那时候,工宣队为了让大家都去,就把该去的地方都宣传得像二等天堂,谁也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都报名,也就对工宣队的话相信一半,心想敢于百分之百说瞎话的人还没有出世。

“其实呢?出世已久。结果到了插队的地方一看,就都傻眼。譬如清平湾,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那不是在上一个世纪,或上几个世纪。种地全靠牛、犁、镢头,收割用镰刀,脱粒用连枷‘呱哒呱哒’地打,磨面靠毛驴拉动石磨‘嗡嗡’地转,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相同的图画。”

过去常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话描述上山下乡,这个“广阔天地”是什么样的“天地”呢?“大有作为”是怎样的“作为”呢?

只要想起插队时候的陕北,和铁生一样,我就有古代的感觉,几个世纪以前的,或十几个世纪以前的。我观察陕北方言,里面说着很多古代的词汇。我观察陕北民歌,里面唱着很多古代的传承。石碾石磨等等古代食物加工技术,决定了陕北的古代生活方式。从生产力角度看呢,我们插队年代,中国农村处在勉强自给自足的水平,很多地方食物不足,生产工具古旧,生产技术古老,靠天吃饭,旱涝成灾,交换初级,保有传统经济形态的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是传承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秩序。

知青去陕北插队时,耕地的方式和当地出土汉画像石上的一样,耱地使用树枝编成的“耱”,人站在上面让牛拉,那实际上是南北朝时候就用的耢。知青生活的是古代的乡村,从事的是汉朝的劳作。

但不一样的是,几千年来的个体农民被集体化了,村庄改叫了“生产队”。看上去,只有这种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不是古代的事物了。但是,现在普遍认为那是剥夺农民生产资料、人身自由和自主权利的农奴制,建立在事实上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对它古代性质的认知。可是,古代东西方的农奴制,没有否定土地私有的集体化制度。集体化制度是构建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产物,这是现代的事物,不是古代的。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就是一种现代制度啦?也不是。


1972年在延安余家沟。左起:王保树、王世伟、王克明

马克思曾提出,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共同体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说“重新建立”。恩格斯解释说:“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共产主义原理》那本书说私有制废除后,“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这跟“个人所有制”是同样的方案。而马克思说“重新建立”,肯定是建立人类以前实践过的制度。

人类什么时候实践过马克思说的分配制度呢?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外邦人实行过这么一种财产共有制度。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他《政治学》书里叙述这种制度,说是“土地为公共所有,而且共同耕作,产品则分配给个人以供他们各自享用。”我们插队时候不就这样儿吗?对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和《共产主义原理》,可以知道,他们说的先进的“个人所有制”,其实就是古希腊的那种财产共有制,也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制,都一样。

我们插队时候的生产队,实行的正是亚里士多德介绍过的古希腊那种制度,古人实践过的共有共享制,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大家协作劳动、消费品个人所有。那种所有制产生于人类文明较早时期,私有财产分立初期,是进入农业文明后,以前原始部落各尽所能按需分吃制度的一种延续方式。

当代集权主义重新建立的这种所有制形式,时间上看是重建于现代,本质却是回到上古。所以,“文革”中知青从城市被送到农村,让你投身其中的,应该说跟农奴制还不一样,而是农奴制产生之前的一种更古代的体制,是远在中国秦朝之前、两千多年前的一种食物平等制度。

早期的那种平等分配制度消失两千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却主张实行它,目的是以物质分配的平等,消灭自生自发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哈耶克批评马克思说,这是“把一种强制性的平均主义方案强加给所有的人”,他说平均主义是“最具破坏性的因素”。知青插队的时候,中国农村就是在强制实行这么一种平均主义方案,它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农民不喜欢它。知识青年插队看到的农民,是不热爱集体而盼望单干的农民。

铁生在《插队的故事》里讲了一件曾普遍发生的事情,说清平湾的知青支持改变农村分配制度,把生产队核算分配改为大队核算分配。那时候的人都认为,只要往共产主义方向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就会发展。分配单位越大、人越多,就离共产主义越近。以后还全公社核算分配,再以后全县核算分配,差不多就全民所有制了。等到全国核算分配,就是一国实现共产主义了。其实这世界上,只有波尔布特在他统治的柬埔寨实现了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弄得白骨累累。

史铁生写道:要搞大队核算,农民反对,知青就想发动群众,去问老贫农怀月儿爷爷:“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老汉说“小队分红好。”哎?贫下中农怎么不说越大越好呢?知青又试问:“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老汉说:“球——,谁解不下这事?还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介。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老贫农说单干最好。就是说,贫苦农民认为财产私有最好,私有了,农民的贫苦生活才有可能改善。但是我们不是依据经验安排生活,而是依据原则构建制度。马克思主义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原则,那么贫苦农民渴望单干的心思,就必须被消灭掉。原则是说我给你一个好的社会,而单干是你想要一个好的生活,那不行。

1982年余家沟的耕地

于是那时候农村开展各种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学大寨,反家庭副业,批工分挂帅,诸如此类。最过分的是批判工分挂帅。集体化收了人家农民的土地财产后,用工分记录农民的劳动量。农民不能自由种自己吃了,获取食物的惟一依据就是工分,这成了农民的第一关注。学大寨却要批判工分挂帅,强迫他们热爱集体。

反对农民关注工分,就是反对农民关注食物,反对农民关注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反对那种心思。这是人类社会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古代即使不给奴隶吃喝,也不管他们关注吃喝的心思。可上山下乡年代,就有过这种事儿。

反对家庭副业更是那时候常态。铁生《插队的故事》写,一年遭了灾,家家都没粮了。自然经济抵御不了自然灾害,于是清平湾的农民栓儿带着铁匠家具出门一冬天,去搞副业挣口吃的挣点儿钱,结果,“回来时一根粗绳等着他,五花大绑被请到县大狱去。”这种情节不是铁生虚构的,是那时候的农民生活真实。

他们这么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时候,不光是农村要防止,全国都防止。造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原因和目的,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此而“培养千百万接班人”。但资本主义在哪儿?那时的中国农民,为个体利益所做的本能努力,根本没摆脱自然经济的桎梏,也突破不了集权主义的牢笼,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没出现。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把远在未来的资本主义描述为已经过去、只剩“尾巴”的事物,以便使用“复辟”来定性它未来的出现。防止复辟,是防止远未到来的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不曾出现的事物复辟,防止未来复辟,这是一个没有逻辑的事情。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就是被送进了这么一个没有逻辑的过程。

知青被送到了古代耕作的自然经济中,古希腊和毛泽东实践的平等分配制度中,然后被要求参加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还在日常劳动中磨练自己的一颗红心,从身到心,都被用于防止未来复辟。所以我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把知识青年投入古代,从事反对未来的事业。就是说,让知青投身古代,反对未来。

反对未来需要有接班人,以后好接着反对,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意思。1942年就产生了这种与工农相结合的培养手段。不过,通过上山下乡定向培养年轻人的想法,不是1942年或1968年才出现的,而是古已有之。古希腊柏拉图在他《理想国》书里,把这意思说的很清楚。不念原话了,意思是:让青少年到乡村去,接受统治者指定的教育,很是必须,各地乡村必须接管他们。

两千多年后毛泽东说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两千多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拉开理念的距离,方法都是让年轻人上山下乡去接受指定教育,目的都是使年轻人按照统治者设定的方向成长。这种方法的提出也是在上古时代,中国秦朝之前。这里并不是说发动上山下乡是继承了欧洲古代的理性主义传统,但做法很像是柏拉图理念的实践。

大家知道,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人是越来越明白自由的价值了,越来越明白自由是怎么回事了。但跟这种演化交织在一起,总有一种与自由冲突的理性,老想用在白纸上画画儿的方法,整体改造社会,根本改造人,建构新世界。说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铁生说,研究知青插队“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这话实在中肯。我们对插队村庄和乡亲都有感情,说着说着就泪如泉涌。这种真实真诚真挚的感情,使我们不会忘恩负义,不会忘记善待帮助过我们的乡亲,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山间朋友。但同时,感情也会使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为上山下乡是我们的青春责任,是我们的青春奉献。

其实,知青不过是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干了几年古代的农活儿,构不成共和国的脊梁。插队时,发达世界已经现代化农业了,知青不知道外面的事儿,以为大干苦干、艰苦流汗、阶级斗争和学大寨,就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实际上改变不了。因为,改变一定是一个走向未来的过程,但知青被投身古代,反对未来,这就和改变的愿望对立了冲突了,所以改变不了。

帮着人家反对市场经济,弄得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这根本上是在帮着人给国家建设拆台,怎么会是国家脊梁?直到放松搞活以后,单干以后,农民生活才彻底改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国家经济才发展起来。

插队时候我们要是反对集体生产,支持贫苦农民单干,帮着乡亲早早富裕起来,进入市场经济,那我们的青春就属于反对古代了,就是奉献未来了。如果是那样,我们才真正能被称为共和国的脊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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