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僧人为抗美援朝捐款购买战斗机。
首都佛教界僧尼及居士们示威游行，反对美帝侵略、反对武装日本。
他们放下了木鱼，放下了经串，从山门里走出来，从庙宇里走出来，从佛堂里走出来，以中国人民一分子的身分，发出了他们热爱祖国、仇恨美帝的坚强声音。
──《现代佛学》
朝鲜战争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时也改造了佛教。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中国政府开展了强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宣扬运动。整个国家动员起来，全国上下一心，无条件地支持战争。中国僧尼亦同全国民众一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投身到支持前线的工作中去。各地佛教团体和个人，在佛教界领袖的鼓动下，积极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和宣传、举行游行示威、制定爱国公约、开展物资捐献。有些青年僧尼脱掉袈裟，穿上军装，走出寺院，奔向朝鲜前线，出生入死于朝鲜战场上。
走进红尘，宣传抗美援朝
1950年9月，巨赞主编的《现代佛学》发表了一篇关于朝鲜佛教徒抵抗美国侵略的报道。据塔斯社平壤消息，朝鲜平安道佛教团体集会，愤怒谴责美国侵略者肆虐轰炸，屠杀无辜民众的暴行。他们表示要与朝鲜人民一道，为击退美国的侵略和祖国的统一与独立而斗争到底。集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所有佛教徒投身到抵抗侵略的行动中去，用一切力量支持前线，巩固后方。这一报道掀开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宣传活动的序幕。
随后，赵朴初发表了《全国佛教徒一致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文章，揭发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武装侵略台湾、侵犯中国领土的罪行。
(1951年)2月2日，来自北京市400多所寺庵的僧尼、32个藏传佛教寺院的喇嘛代表，以及佛教界创办的小学学生，共2800多人汇集至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爱国示威游行大会。
下午两点，2000多名僧众和学生走出中山公园，经西单、绕过绒线胡同、天安门、王府井大街东单，步行十余里，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僧尼们穿着灰黑色袈裟，头戴风帽。他们抬着毛主席、斯大林、金日成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像，一路高呼“反对美帝侵略！”、“反对武装日本！”等口号。佛教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市民的围观。大多数僧众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过去，僧尼被认为是看破红尘、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解放以后，他们走入现实社会，参与国家政治。
在游行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京西郊海淀药王庙的宝林法师。他早上9点钟就从自己的寺庙出发，步行十余里来参加游行。游行过程中，他一直举着“反对美帝利用宗教侵略”的木牌，每喊一次口号，他就把木牌高高举起。双目失明的朗照法师拄着手杖，跟着游行队伍，摸索前进。在这些僧尼看来，参加这样的游行是新中国佛教徒的义务，展现了新中国僧尼的新面貌。
在北京等城市的佛教界带动下，抗美援朝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1950年12月，宁波佛教界分别在观宗寺、七塔寺和宝云寺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大会通过了宁波市佛教徒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封信。在给朝鲜人民军的信中，他们高度赞美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他们的支持。“我们中国佛教徒站在爱和平、爱人类的立场，对你们这个反侵略正义性的斗争，一致坚决的支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击，消灭杀人吸血的魔王，人类才能得到幸福，世界的永久和平才能实践。”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信中，宁波市佛教界表达了对志愿军高尚行为的敬仰，呼吁全国佛教徒时刻准备到前线去慰劳志愿军。随后，大会进行了募捐活动，共得233000元，全部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
捐献“佛教号”飞机
朝鲜战争不但考验着中国人民的生命斗志，同时亦考验着中国的国民经济。战争爆发不久，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鼓励青年从军，到前线杀敌保国，另一方面又号召全国人民勤俭节约，把生活物资捐给志愿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掀起了捐献军用物资、青年踊跃从军的活动，佛教界亦不例外。
在佛教界众多捐献活动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捐赠“中国佛教号飞机”。
1951年6月，《现代佛学》刊登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代表北京市全体僧尼，向全国佛教徒发出开展爱国主义捐献运动的公开信，首次提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中国佛教号飞机”的建议。公开信呼吁全国佛教徒组织生产、在生产中展开捐献活动。
1951年6月19日，苏州佛教界举行集会，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组，讨论了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事项。会上一致通过了《告全国佛教界人士书》。倡议书称：
自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属，军属的三大号召后，我们苏州市佛教界同人都热烈地响应了，关展了捐献运动，并决议除捐献现金外，还要把各寺庙所有废铜、废铁（坏钟罄）捐出来。为了表示我们全国佛教同胞的力量，我们建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捐献一架“中国佛教号”飞机，支持人民志愿军，早日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彻底消灭，保卫世界和平。这是充分发扬我们佛界大慈大悲大勇大力的精神。全国佛教同胞们，我们赶快起来响应吧！
1951年6月20日，甘肃酒泉佛教界亦向全国佛教徒发出《为捐献佛徒号飞机告佛教四众书》。倡议书中认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以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捐献飞机活动。各地儿童也都在儿童节，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为志愿军购买“儿童号飞机”。全国佛教界亦不应落后，人民政协佛教代表和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团体应带头发起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
1951年11月3日，班禅喇嘛在西宁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抗美援朝行动。他发愿“以个人力之所及，号召各地藏族人民与佛教界信徒，积极参加各地抗美援朝运动，踊跃捐献武器，争取早日完成佛教号战斗机的捐献计划”。为了起带头作用，班禅首先捐献1亿3千万元，并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联名写信给全省各大寺院，号召大家踊跃捐献，努力完成“青海佛教号战斗机一架”的捐献任务。
同时，喜饶嘉措亲自到塔尔寺和大通广慧寺等藏传佛教寺院，向各寺负责人和喇嘛介绍时事政治，说明捐献的意义。在他的说服下，塔尔寺僧众集体捐献了1亿3千万，大通县7个寺院捐献了2400余万。甘肃南部著名拉卜楞大寺贡唐仓嘉木样自己捐出500只羊、100头牛和500张牛皮。这些藏传佛教领袖以及著名大寺的积极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的捐献热情。11月21日，班禅来到青海塔尔寺，向全体喇嘛发表讲话，号召青海僧俗为完成“青海佛教号”飞机作贡献。当场有许多喇嘛捐献积存多年的银元，共有1万元左右。
政府的号召、佛教界的倡议，拉开了中国佛教徒捐献“佛教号飞机”的序幕。1951年8月8日，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通过《现代佛学》，再次呼吁全国佛教徒踊跃参与捐献“中国佛教号”飞机的活动，并且根据各地区经济情况，提出各佛教团体应捐献的资金数额。委员会要求各佛教团体和个人把筹集的捐款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寄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同时，捐献单位或个人要在支票上写明“中国佛教号飞机用款”，然后将其捐款数目或收据通知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以便及时与有关方面接洽。没有多久，北京市佛界就捐献1000多万元，预计半年内，捐献数额将达到6千万至1亿元。到1951年12月16日，北京市佛教界共捐献人民币58,711,600元，已认捐但尚未交的有百余万元，再加上捐献的手表和古铜瓶子等，总数已经超额完成了6,000万元的任务，提前完成捐献工作。
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给上海市佛教界分配的捐献数额为7亿5千万元，相当于半架飞机的价值。1951年7月12日至14日，上海市召开了第三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会后，20多位佛教界代表开会商议成立佛教界抗美援朝支会筹备会。经研究计划，筹备会决定把捐献任务落实到具体个人和单位。
僧众方面，楼面600人，每人每日捐200元；净室600人，每人每日捐500元；尼僧600人，每人每日捐200元。寺庙方面，预定甲等每日20,000元，乙等每日10,000元， 丙等每日5,000元，丁等每日2,500元（等级还未决定），大约估计寺庙僧众共可完成3亿元任务。
上海市有13个居士团体，每个团体都进行了宣传活动，共召开了7次会议，讨论如下四个问题：一、佛教徒为什么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二、从佛教戒律和因果方面来看待捐献飞机大炮；三、怎样做好本单位的爱国捐献工作；四、怎样修订本单位的爱国公约。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共有会员6,000多人，在上海居住的就有600余人，预定每人捐6,000元、3万元、6万元、12万元，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分等级捐献。7月15日，该会在静安寺召开动员大会，方子藩理事长带头捐献，认购了甲级捐献3万元。8月12日，上海佛教青年会少年部筹委会召开第16次会议，倡导开展“百元爱国捐献运动”。除此之外，上海佛学会、金刚道场护法会、功德林佛学会、佛教闻化法会、世界佛教居士林、积善念佛林等居士团体亦组织了捐献活动。这样，上海佛教号飞机捐赠任务估计将在6个月内完成。1951年12月，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在吉祥寺举办书画义卖捐献展览会，邀请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家作书作画，把义卖的钱捐给中国佛教号飞机。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全国佛教界对捐献“中国佛教号飞机”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出现了许多无私奉献、争先捐赠的场面。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和佛教界领袖人物的推动。
由于地方差异，各地佛教界的捐献活动亦有明显不同。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如上海、无锡，捐献工作一般都能够顺利开展。1951年6月24日，无锡市佛教徒学习组共捐献人民币2,317,000元及银元2枚，铜元200枚，提前完成了他们数日前在无锡市宗教联谊会议上认捐的230万元的数目。
现有资料没有说明，佛教界到底有没有成功地购得一架“佛教号飞机”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无论怎样，各地佛教界进行了捐献活动，或寄往北京，或交给当地抗美援朝运动机构，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凡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此大规模的捐献活动中，没有出现任何消极的现象。在一些贫困或缺少组织人才的地区，佛教界捐献活动未能得到很好展开。有的地方，负责捐献活动的个别人员甚至营私贪污，把捐献的钱物占为己有。这样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佛教徒的捐献热情，受到佛教界的批判。
1952年1月出版的《现代佛学》刊登了一则捐献短讯，报告“至1951年12月10止，贵阳佛教界共捐献2,468,076元5角，已交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山西路办事处”。这一报道遭到当地佛教徒的质疑。一名叫小川的读者写信给《现代佛学》，揭发此报道不实。1951年12月31日至1952年1月2日，贵阳市一些佛教积极分子组织清账，发现负责收取捐献经费的续运法师有贪污行为。1952年1月5日，全市僧尼结合三反运动，召开群众运动大会，组织清账委员会，作进一步深入调查。这些现象说明，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一盘散沙，特别是在边远地区，佛教界缺乏有效的组织人才和统一行动。虽然北京市佛教界充当了领军人物，但是，它对地方佛教界影响有限。直到1953 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教界有了自己全国性的组织。但是，这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抗美援朝运动也逐步退温，佛教界捐献“佛教号飞机”活动也慢慢地被人们忘却。
僧尼从军，还俗杀敌
佛教提倡和平，反对暴力，不鼓励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人从事暴力。但是，佛教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无条件地反对战争，中国佛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僧人从事武装暴力活动的个案，如抵抗外国侵略等。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僧尼成为劳动人民一部分，同其他公民一样享受法律给予的权利，同时亦同样地承担国家义务。抗美援朝期间，政府在全国范围公开征召僧青年当兵，得到佛教界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僧尼从军并不是起始于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就这样做了。但是佛教界不但不反对、而且一致鼓励僧青年从军的现象则是抗美援朝的特色。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僧青年曾积极从军，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但是，当时的佛教界一般都鼓励僧人从事救护工作，对僧尼从军杀敌有不同的声音。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佛教徒，包括年纪大的僧尼，不但没有反对僧青年参军，而且鼓励他们到前线去杀敌。从军即意味着还俗，意味着杀生，因此也就是说，当时的佛教界不但不反对而且鼓励僧青年还俗，不但不反对而且鼓励他们去杀美帝国主义者。在很多地方，佛教界因有僧尼参军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自发组织起来，为参军的僧青年举行盛大欢送会。
从1950年12月1日至1951年6月24日，政府曾两次发出决定，征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战争初期，僧尼们响应政府号召，或单独或与其他社会大众一起上街游行。他们或高喊抗美援朝的口号，或公开表明已做好准备上前线杀敌、保家卫国。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政府号召青年报效国家，全国掀起了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潮。经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年轻僧尼，也感受到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他们亦出现在各地报名参军的征兵站。
1951年6月10日，九华山佛教徒参加了九华村召开的建军大会。参加大会的94名僧尼中，任运恒、智静、觉安、宏深、曹南山等5 名僧青年当场即报名参军。他们说，青年参军是光荣任务，出家人行菩萨道，其目的就是实践无畏施，就是救人济世。再说，出家人参军报国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正可以全身心地投身到杀敌战场。这5位僧青年向九华山全体僧尼发出呼吁：不要留恋小小的九华山，而耽误了自己为国家奋斗的大事。每一位佛教徒要勇敢地走出寺院，走出丛林，为早日打垮美帝，解放全世界的人民作贡献。随后，他们向其他青年出家人提出挑战，希望他们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报名参军，报效国家。至1951年6月，全山共有7家寺院成为军属户，同其他军属一样，平等享受政府的各项拥军优惠。
1951年1月，常州清凉寺举行了隆重法会，庆祝该寺僧青年善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善春当年25岁，来自苏北东台。他响应政府的号召，报名参军，并很快得到批准。常州市佛教界都为他的思想和行为感到无上光荣，附近寺院的僧尼纷纷到清凉寺来祝贺。一天下午，来自当地40多所寺庙的主要负责人会集清凉寺，为善春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欢送法会。他们祝贺善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法会之后，大家参加了游行庆祝活动。善春骑着大马，高高地走在游行队伍中间，他的衣服前襟佩戴着一朵巨大的红花。20多位佛教青年走在前面开道，他们举着红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游行队伍穿过市区的主要街道，吸引了大批人群，驻足观看，纷纷赞叹这位年轻比丘的爱国行为。同样地，当江西南冒市圆通寺僧人永拔离开寺院、前往部队报到时，该寺僧众40多人集体欢送他入伍。
青年僧人报名参军，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亮点。他们脱掉袈裟，穿上军装，走出寺门，到前线去杀敌，不但没有人指责他们背叛佛门、违犯了戒律，反而得到阵阵赞许声和羡慕的眼光。自智是湖南浏阳崇法寺的一名僧人，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政治学习活动，曾任湖南佛学讲习所讲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当地佛教徒进行宣传工作，开始“人人都来抗美援朝”活动。1950年冬季，他本人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军入伍。自智参军后，在浏阳县城接受军训，并且担任湖南军区浏阳县某队某连文书室工作，随时准备开赴到朝鲜战场。参军前，他把在土改时分到的粮食和土地，全部送给崇法寺。该寺也因自智的参军而成为军属，享受政府各项特殊照顾。
1951年1月12日，杭州市1,100多位青年中学生光荣参加了军事干校，其中有一位叫金正明的同学，成为一名空军。金正明原是一孤儿，在他两岁时，式梁和尚收养了他，让他作为小沙弥住在寺院里，并供他上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式梁鼓励金正明报名参军，到前线去保卫国家。当天，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涌上街头，欢送青学学生入伍。
僧青年当兵的情况，乃至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现有数据很少记载，其原因之一就是，一旦他们脱掉袈裟、穿上军装，他们过去的出家身分完全消失。到了战场后，残酷无情的战争迫使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忘记自己的身分。他们不再是出家人，而是为国家、为人民奋不顾身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必须同其他志愿军一样，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演礼原是开封相国寺的一名青年僧，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改名为刘治忠，后随军到朝鲜作战。1951年6月，他给他原常住寺院的师兄弟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杀敌护国的决心和行动，全文如下：
亲爱的德山、永行、福元、晏尘：你们与我来信，都收到了。现在朝鲜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地有很大的好转变。上级给我们的重大光荣任务，是保卫开城，在朝鲜的最前线。现在面对敌人，我们决心要多歼灭敌人。关于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心和热爱，我一定要拿最大的功劳给毛主席争光、给家庭争光来回答你们。望你们在家努力生产争取劳动模范的称号，才最光荣，才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并希望锻炼身体。望你接到信以后，回音言明这些为盼！此致敬礼，刘志忠，1952年6月5日。
在195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振奋了一批青年人，其中包括僧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踊跃从军、报效国家，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行为。部分僧青年受到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亦具有一般社会青年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追求，有为祖国奉献的决心和勇气。从这个方面来看，僧青年从军既反映了青年僧人希望与旧思想和旧文化绝裂、走出自己未来生活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亦是当时佛教界爱国主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