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陈天庸离开中国前往马耳他。
编者按：几天前，陈天庸，一位54岁的上海企业经营者，在离开中国前，写下长文，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行分析。文章在中文网络流传。特别要说明，这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在此仅是转载！
一、寻得桃源好避秦
2018年初，我在从马来西亚回上海过农历春节的飞机上，用手机写了《大洪水会再来吗？——我的诺亚方舟》一文，百度上还能搜到。当时还没有修宪，也还没有贸易战，后来的局势发展印证了我的担忧。
贸易战只是冰山一角，在经济层面中美会达成暂时的和解，但天朝利益集团与普世价值观及国际通行规则的冲突，仍将持续，根源不在一人一事，而在于权力来源于（且至今仍依赖）暴力的必然结果。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蓄了某些制度坚决不改的本钱，后发劣势积重难返，苏东模式窗口期已过。西班牙智利台湾社会能够和平转型，重要条件是其社会财富私有制占主体，公权力的含金量并不很高，民众意识觉醒后其恋栈代价超过弃栈。中国公有制仍占主体，且还在“做大做强”，公权力能够支配全民财富肆意妄为，毒性极强使人上瘾欲罢不能。因此除非奇迹出现，今后中国局势必继续恶化。多数人混混噩噩，部分人看得清但心存侥幸，所谓历史教训，就是很少人能真正从中吸取到教训。
我天性不羁，侥幸有机会选择，危墙不立乱邦不居，今天我选择离开中国，到马耳他共和国居留学习一段时间，顺便拿一张可在欧洲漫游的永久通行证。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作此选择，现在我在飞机上，再用手机写几行字，作为回复，也算临别感言。
二、中国经济滑坡已难逆转
事关国运的首要问题还是经济。经济事关每一个人福祉，惰政、蠢政与恶政的不良后果，最终会通过经济问题显现出来。中美贸易战虽兹事体大，但美国民众日用品主要依赖发展中国家，目前大部分仍靠中国提供，近年内难被完全替代，美国政府得罪不起选民，中国政府目前内忧外患，手中本无多少筹码，因此贸易战双方必会见好就收（关于中美贸易战结局的分析，可参阅陈天庸、谢作诗2018年3月写的《中美贸易战：原因、性质及中国的应对措施》）。中国政府被迫降点关税，相当于给本国民众减点税刺激消费，对国家财政影响并不大。更大麻烦在于，贸易战平息后的中国经济，趋势极不乐观。网上我还没看到很详细的中国未来经济预判分析文章，在此说说我的看法。
1、产业外迁最致命
中国外资正以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群体外迁的规模逃离。广东胶鞋家俱等多个行业外资企业大量搬迁出境。三星、富士康、优衣裤、无印良品大幅减少中国工厂，耐克、阿迪达斯此前已将生产工厂转到越南。内资企业有条件的也在设法外迁。产业外迁的转折点并非中美贸易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政府多年来动辄打民族牌，反日反美反西方，2016年韩国萨德事件激发中国大规模排外，都已让外资企业寒意彻骨。企业从谋划迁移到实际搬迁，至少需两三年，因此2019年起的今后三年，企业外迁潮会一年比一年猛，其后果比目前能预想到的将更严重。
中美贸易战基本还只是嘴仗，美方关税制裁尚未大规模实施，目前并未真正导致中国企业外销成本大幅上升。川普的贸易战只是给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增加了一个理由。别以为贸易战和解了，要迁移的外企就会留下来。导致企业外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加上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外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近来华为孟任女事件天朝昏招迭出，更增加了外资不安全感，必进一步加速外资逃离。
产业外迁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后果是致命的。青壮劳动力无法贮存，人老了就成为社会负担。中国其他资源禀赋远不能与阿根廷相比，因此说中国将陷南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太乐观了。看看委内瑞拉与津巴布韦吧，那才是未来中国的映像：暴政朽而不倒，民众苦海无边，年轻一代看不到未来，整个社会看不到改善希望。
香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产业外迁，到现在几乎没有了制造业，目前香港金融服务业走向衰退，社会便弥漫绝望气氛。台湾企业外迁程度比香港稍轻，也已导致台湾工人几乎二十年没加工资，年轻人起薪一直停留在台币22K。台湾每届候选人都喊拚经济，都没有起色。中国大陆与港台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世界贸易一体化时代，企业随时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制造业企业对成本尤其敏感，民主社会政治家要用高福利讨好选民，专制政体要强力维稳，制度运行成本都很难降低，因此制造业企业只能不断地“逐水草而居”，迁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才可续命。现在东南亚与印度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综合成本已显著低于中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不走就得等死。一些内资企业如果不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也很难熬过今后几年。
制造业企业搬迁是件伤筋动骨的事，因此产业一旦转移就不可能回来。中国外资企业产出占中国GDP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带动的相关产业，外资企业影响中国40%GDP，50%左右进出口额（可参照中国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数据为2017年度统计数据）。再加上内资私营企业也已开始大量停产倒闭，今后三五年内，产业外迁将导致中国增加上亿失业人口。其中能够“回乡创业”的主要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民工，农村无法提供与城市类似的就业、工资与生活环境，青壮农民工大多数不会忍受农村的贫穷枯燥，农民工城里出生的二代，更是无法接受农村的生活环境。大批青壮农民工与城里出生的农二代，有城留不下，有村回不去，必成社会动荡之源。
贫穷失业是培养民族与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是专制的最得力帮凶，经济滑坡的后果，绝不只是节衣缩食的问题，首先必引发民粹主义泛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中产以上阶层都将成为民粹靶子，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唯有在经济未严重恶化前立即启动宪政民主，形成社会多元制约体系，方可制约民粹。中国如不立即开始宪政进程，民粹主义潮流今后几年内将淹没中国，义和团将沉渣泛起裹挟社会。
宪政民主转型需要一定物质条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时，暴力是暴民唯一懂得的语言，需求层次定律决定了宪政民主制度难以在整个社会普遍贫穷的阶段稳定建立与施行。宪政是君子之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待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宪政民主便是沙上建塔。
经济搞不好，中国没希望。中国经济能否搞好？取决于2019年中国能不能发生颠覆性的制度改变，大幅降低民营企业综合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