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企业的成本高在哪里？能否降低？
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多数学者说中国企业高成本来自高税负与过高的社保，因此大力呼吁减税与降社保缴费比例。其实不然。
中国社保占工资比例近40%，这其实就是所得税，是企业的沉重负担。但中国除北上广深外的大多数地区，通常默许企业只按工人数量的30%左右交社保。
中国税负确实高，尤其税收结构很不合理，生产流通环节而非消费环节承担了主要税负，极不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积累扩大投资——对不同环节征税的调节效应是不一样的，税负从生产环节传递分摊到消费环节，是有成本的。
流行的谬误认为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实只有私企投资才是拉动经济的唯一动力，出口与消费是有效投资的结果，而非与投资并列的发展动力。中国高税收严重影响企业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很不利于经济发展，减税是必要的。
我自己经营企业，平时与企业家朋友相从较密，我总结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普遍来说，约20%来自于重税，20%来自于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还有60%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动辄得咎。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负担。唯有政府官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官吏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防，最令企业经营者心力交瘁。应对这类骚扰的时间与精力，是企业经营者更大的成本。但由于这种成本难量化、难表述、难避免，学者与主政者常回避这类问题，视而不见。且政府还需养大批冗员以维稳，腐败是专制政体运行的润滑剂，“纵兵劫掠”也是养兵之法。因此官员权力寻租与蛮横折腾企业带来的负担与损失，虽危害更甚于高税收与高社保，现行体制下要想预防与避免，基本无望。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与瞎折腾，比高税收与社保更伤害企业。纪检监察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官员折腾企业，名义上都有法有据。政府部门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让企业普遍处于违法状态，政府官员随时可上门刁难处罚，这是中国所有民企面临的常态。企业大油水多，上门刁难敲诈的官员越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古谓灭门的知县，今有随意封门的胥吏。更糟糕的是民企面对公权力侵害毫无救济手段，只能束手待宰。
这几年纪检监察扩权的结果竟是，企业受到的刁难并未减少，不花钱绝难办事，但如没有熟人介绍勾兑，企业愿花钱官员也不敢要，故现在找人花钱摆平官员的中间成本，常大于以前直接给官员红包的支出。另外，财务上如何处理这些用于打点的灰色支出，以防备纪检监察查处官员时以“涉案人员”为名带走企业老板长期羁押，又成为企业的另一麻烦。按刑诉法等规定，杀了人被抓捕24小时后律师便可介入会见，这几年常有企业主被纪委监察带走失联几个月，企业上下与家属竟无从查问下落。被中国纪检监察部门“协助调查”羁押所受的非人折磨，远甚于监狱，这成为很多中国企业家难摆脱的梦魇。有西律师多年前写的《中国企业家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一文，道出了中国企业经营者的辛酸，至今仍不断被转发。
中国监察法缺乏程序正义，监察机关公然自谓属政治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却可以羁押公民，且不允许律师会见，明显与现代法治相悖。厂卫滥权绝不可能带来吏治清明。恶法非法，监察法不改，中国与现代法治逾行逾远。
官员财产公开与舆论监督，已被全球文明国家证明是最有效的防腐败手段，大数据时代让官员财产公开与接受社会监督，极为容易，天朝弃而不用，非要守着粪坑打苍蝇。当前官员权力寻租又越演越烈，我写文分析过，茅台酒价格可作为中国腐败指数，今年茅台涨价竟与监察委扩权几乎同步。古谓养贼自肥拥匪自重，这微妙关系，谁解其味。
综上，公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官吏寻租与随意折腾，是中国企业最沉重的负担。民族与民粹主义增加外资的不安全感，是外资企业的额外成本。
此外政府垄断土地导致高房价，垄断上游产业控制基础原料与燃料等价格，也是中国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房价是劳动者的生活成本，也即是用工企业的人工成本，员工工资起码得能够维持其衣食住行。税费水电油气排污路费红包上游原材料等，市场各项成本是环环相加传递的，成本链条上任何一环的成本，也都是另一环的成本。
中国政府对民企管束太紧攫取太多，当前中国民企外有东南亚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对手，内有世界最昂贵政府的盘剥、行政干预与权力寻租，办企业辛苦还不挣钱，老板累死累活只是为政府与员工打工，不堪重负之下企业关门大吉将成燎原之势。即使没有贸易战，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也已不可逆转。
贸易战如持续下去，将重创中国制造业。当然我认为贸易战会暂时和解。但如不能由此带来中国政治制度改良，则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他国的威胁，外资企业与外来订单仍必大量转移到他国，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产出将在今后五年内萎缩近半。
（有人认为凭中国内需市场也可以大体维持现有经济规模，称中国即使少了对美国的出口，也只影响GDP几个百分点。无知之论。设想一个村里没了外出打工收入，各户将只能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结果必是百业凋敝，也许只剩下一个水磨坊。打工收入是村里其他各业兴旺的前提与基础。外贸收入是人民币发钞之锚，而且有了稳定的外贸收入，才能带动配套产业与服务业等百业兴旺。现代金融与服务业，通常可将外贸收入通过信用放大与服务业传递，将经济GDP扩张数倍以上，中国经济目前年80万多亿人民币的GDP，约一半是靠每年2万多亿美元的外贸收入直接与间接拉动的。外贸收入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多米诺的第一张牌。没有外贸收入，中国有效内需也将大幅减少——付得起钱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没有基础收入，哪来有效内需？如果闭关锁国，中国会逐渐退化回到小农经济，经济大幅度萎缩，社会退步，被世界文明社会抛弃。）
要降低中国企业成本，首先必须大幅降低中国制度成本。要维持中国经济规模，必须维持外贸规模，要维持外贸规模，首先必须留住外资企业。现在中国连内资都留不住，企业家人心惶惶，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发展吗？退一步，中国经济还能维持现有规模吗？
最关键是，2019年，中国会有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吗？如果没有改变，中国经济衰退及其后果将超过一般人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