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来离开沈阳，到北京出任商务部部长，谷开来似乎不再耿耿于怀于曾令她“赌气”出走的过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经意气风发的“金牌律师”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代之以公众面前温柔、知性、得体而明事理的部长夫人。
与谷开来曾有数面之缘的Z先生，是台湾政商名流，常年行走于海峡两岸，也是见多识广之士。谈论谷开来，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评价。“她是我在大陆见到的仅有几个有大家风范、诚恳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位Z先生特别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亚运村某高档酒楼宴请谷开来。在那里，他们偶遇某高级领导人之子。对方已有些醉意，“手里拿了一瓶威士忌里的蓝瓶，算是档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开来，他说：“给你们一瓶！北京现在也只有这家的鲍鱼还能吃吃，这个酒能喝喝！”谷开来皱着眉头看着对方摇晃而去的背影，然后又转过头来略带歉意地说：“我们高干子弟的形象都被这些人给毁了！”不过，随着后来诸多负面新闻的曝光，他显得有些困惑：“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开来和我当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谷开来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调整。2004年8月，她在回国后用英语给一个朋友发邮件写道：“你可能很难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几个月之后，她写下更为伤感的话：“我真的总在怀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里很自由，并能让我获得进步。”
地域的遥远并没有对这对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响。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节目时说：“我跟妈妈沟通的形式经常是互相写书，她给我写一本书，我给她写一本书。”他说，他“曾在妈妈心情特别困难的时候”给她写了一本书，“在我心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她也会给我写书”。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这一选择是否与结识了薄家有关，不得而知。
来到北京的海伍德仍旧以做顾问、咨询业为主。在西方一些媒体看来，对中国公司进行调查是一个快速增长又相当赚钱的行业。西方投资者认为中国公司经常虚报盈利，而且隔着千山万水，他们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实情况。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顾问或者调查员帮助他们。所以在其创办的“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网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Know yourself. Know the other party. In a hundred battles，you will never be 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按照英国电视四台的调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当中间商：替英国公司找到能够廉价制造产品的中国工厂，假如搭上线成交的话，他可以赚取15%的佣金。他们评论说：“这样的工作买空卖空，并非靠真才实学或本事，也许因为如此，他喜欢故作神秘，此时遇到他的英国人记得海伍德讲话刻意含糊，喜欢强调他认识共产党高层，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轻易把事情搞定。”
不过至少从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进行得不错。他后来在顺义后沙峪附近买了一个有三层楼的独幢别墅，但这套当时总价为400万元的房子让他背负着每月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他的两个小孩也进入显赫的英国德威学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就读。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是4万多英镑(约40万元人民币)——因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经济负担实际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海伍德本人开始作英国贵族打扮，加入英侨商务协会，也参加英国使馆的各种宴会活动。
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一秘的凯瑞·布朗此时已经回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见到海伍德时，他注意到海伍德行为举止上的一些戏剧性变化。他穿着亚麻西装，翻毛靴子，系着细领带，“他当时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忆：“但是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会表现得精于算计。‘这个家伙不错，他很好，但是时间就是金钱。’”布朗注意到，此时的海伍德已经开始谈到薄熙来，“他声称对薄家很熟悉”。
不过凯瑞·布朗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海伍德在中国的身份做了解读：“英国使馆商务处通常比较傲慢，不给英国公司提供什么具体帮助，所以像海伍德这样的咨询公司就可以随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尽管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否认海伍德与其家庭关系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无意的薄家色彩，无疑是为他招徕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砝码。凯瑞·布朗说，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国读书，“像薄熙来这样把孩子送到英国读书、而且毫不隐讳地公开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所以英国对他也很感兴趣，也想借机拉近关系”。凯瑞·布朗仍然对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怀疑。布朗说，他后来也做过咨询公司，“在中国的顾问靠关系为生，许多人声称和大领导有亲密关系，但事实上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被一些假象掩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