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 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 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
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 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瓜瓜还是“牛津大学保守派联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员。OCA成立于1924年，是英国保守党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忆，薄瓜瓜当时从“至少有500英镑现金”的钱包里掏出50英镑的现金交了会员费。“很奇怪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儿子会加入保守派联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