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林松租住的小区正对着一条6车道的大路,上面几乎见不到车辆。马路是下坡,站在小区门口向下看,能清楚看到这座城市的边缘,远方没有高楼,天地连成一线。
为了取证,肖光在10号楼对面的楼上安排了监视点。大部分时间他和几个民警都待在楼顶,把望远镜瞄向对面701房间的窗户。
他们发现,目标人物白天除了收发快递,出门并不多。每天晚上11点后,整个小区的灯逐渐熄灭, 701房间却会忽然亮起来,房间窗户搭了层绿色的绒布,从外面能看清一个人影不断来回走动。
有时半夜,对面会突然“开窗放气”。
“绿色的帘子飘飘荡荡,又有白烟冒出来,看着还真有点瘆人。”王艳成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
也正是这个时候,肖光从望远镜里看到,对面房间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烧瓶、烧杯,“就像一个小型化工厂”。
那时林松每天都在屋子里忙得不可开交,他完全没有觉察到,50米外的另外一栋楼上,有一双眼睛从没离开过他。
已经当了20年警察的肖光经常跟毒品打交道,他喜欢穿着一件皮夹克,紧锁的眉头很少松开过,时间长了,两眉之间生出了厚厚的褶子。他获得的两次二等功都与抓获毒贩有关。但这一次,他说自己也难免紧张,“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个多大的案。”
他已经记不清第一次看到林松的具体日期,但对那天的天气记忆深刻。
“不知为什么,那天雪大得出奇。”肖光说那是长春去年最大的一场雪,走在路上雪花直往嘴里灌,眯着眼才能看清前方。
上午10点左右,一个年轻人在单元口出现了,虽然比户籍照片胖了不少,肖光还是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林松。他从车里盯着林松,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条有些褪色的牛仔裤。这一次,经验丰富的肖光并没有看出,眼前的年轻人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林松那天要出去接货,下楼前他拉开窗帘看了看楼下,发现停了辆没见过的新车,没有挂牌。小区楼下一共有15个停车位,他记得所有的车牌号。再仔细看,那辆车的排气筒正往外冒着白烟。
“车里有人”。他说自己当时有些迟疑,下楼后往车里瞅了两眼,觉得这辆车奇怪。他甚至怀疑车里可能是两个警察,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裹紧衣服就走出了单元口。他告诉自己:“这辆车不是来盯我的”。
这是肖光和林松的第一次碰面,尽
没有目光接触,但车里车外的人都看到了对方。
无牌车辆跟着林松出了小区,肖光透过车窗看到,林松走进一个快递代售点,随后取出了一个微波炉大小的纸箱。
代收点回到小区不过两公里的路程,林松换了3辆车,“绕了半个净月区才到家”。到小区后,肖光从远处看到林松抱着箱子,用一只腿顶着,再弓着腰往10号楼走。他每走一段就停下来,然后拿出手机拨弄,头却四面环顾,观察周边情况。
箱子里装的是麻黄素,制作冰毒的原材料。
林松把这些箱子搬到7楼的房间,那是套还未装修的毛坯房,三室两厅,一共140平方米。每个房间都堆放了一些设备器皿,林松在那里分别进行不同的制毒程序。
后来在审讯室里,他告诉肖光,如果原料充足,在自己被盯上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已经可以生产10公斤冰毒。
4
12月,林松制作的毒品已经开始供不应求。
肖光也从对面楼顶上看到,林松抱着箱子进出单元口的频率越来越高,晚上701房间的灯也越来越晚熄灭。
但只要回到卧室,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监视过程中,肖光也看到了林松的生活。他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没有多余的摆设。只有靠近床边的墙上,堆满了书籍。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沙发上看书。临近春节时,他看到林松买回了一袋速冻饺子,给自己下了吃。
看书是林松最大的爱好,他最喜欢历史题材和人物传记。一位长期与他保持联系的同学回忆,上学时,林松的历史很好,总能讲出很多传奇故事,“我很佩服”。
他曾在微博里用几张图片来总结自己的过去,其中一张是自己看过的一本书,名字叫《追寻生命的意义》。
春节过后,准备收网的专案组加大了监视力度。肖光调来8个同事,分成两班,整夜蹲守在“制毒工厂”对面的楼顶。
“一班前半宿,一班后半宿,换下来的就去楼下的车上睡一会儿。”王艳成说。
楼上很冷,夜间气温最低接近零下30摄氏度。肖光和几个同事,穿上警用大衣,外面再套层军大衣。后来实在受不了,就把楼道里别人家盖大葱的破棉被拿上来,披到身上。
“冻得尿不出尿。”肖光撇撇嘴说,团队里4个辅警,“冻跑了仨”。“人家说这活
干不了了,太苦了,想干点别的。”
最冷的是脚,王艳成记得,当时脚已经冻麻了,“杠杠磕都没啥感觉”。没过几天,几个同事脚上都生了冻疮。
抓捕行动的前一天晚上,肖光想去“制毒工厂”听听动静,“抵近观察”。他自己来到单元口,王艳成在身后的车里放哨。
让他想不到的是,刚到单元口,林松突然出现了。肖光赶忙假装在单元门上按了几个密码,但是门没打开。他正想开口请林松帮忙,门锁“啪”的一声就开了。
“忘带钥匙了?”林松问他。
肖光连忙笑笑,向林松道谢。这时王艳成看到两人在门前对话,怕林松起疑心,在单元门关上前,他对着肖光喊:“斌哥,今晚通宵打麻将,我去买桶水。”
进楼后,电梯门打开,肖光和林松走了进去。林松按下7层,肖光看了一眼门边的数字,按下了10层。
后来肖光才知道,王艳成的话和自己的动作让他们暴露了身份。
那天林松从自己卧室出来,打算去10号楼完成制毒的最后一道程序。在单元口前,他看到肖光心里忽然一惊,眼前这个男人“就是那天坐在车里的人”。
他说自己能感受到肖光身上的气场,“那股劲儿,很重,很不一样。”
听到后面有人喊打麻将时,林松几乎确认身边这个人就是警察了。他认识这个单元里所有打麻将的人,“根本没有他俩。”
上电梯后,林松和肖光都没再说话,只是看着不断上升的楼层数字,连多余的动作都没有。只不过,肖光按下10层的那一刻,林松“当时就懵了,都有点站不稳”。他确定,和自己站在同一部电梯里的人,一定是来抓自己的。
他很清楚,10楼根本没住人。
进入“制毒工厂”后,林松按下房灯开关,灯却没亮。他跑去电表箱查看,发现自己家无缘无故跳了闸。
回到屋内,他开始操作制毒,结果设备冒起了浓烟。这让他有些慌乱,“急得火急火燎的”。他跑过去关掉了几个阀门,把废料倒进马桶。
那天从10楼下来后,肖光暗骂自己暴露了身份,然后回到对面的楼上继续观察。没过多久,对面“制毒工厂”里忽然冒起了浓烟,他拿起望远镜,看到林松在房间里“乱窜”。
“我以为他那里失了火。”他想去救人,又担心闯进去后,现场没有毒品成品,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但如果不救,屋里的这个年轻人可能就会就此丧命。
后来他还是冲下了楼,“救命要紧”。刚到对面楼下,留在楼上观察的王艳成就告诉他,“烟没了,人也没事”。
和林松再次碰面后,肖光清楚,抓捕不能再等了。他们连夜制定了抓捕方案,第二天上午,几位全副武装的民警冲进“制毒工厂”,把林松摁在地上。
“工厂”的阳台上,摆着两张桌子,上面铺满了淡黄色的晶体,那是他刚刚做好,还在晾晒的冰毒。
肖光在林松卧室里搜到了他的护照,上面已经贴上了外国的签证。在后来的审讯中,林松告诉肖光,他已经计划好抓捕的第二天飞去国外,“学习更先进的技术”。
5
刘洋在同学的婚礼上听说了林松被抓的消息。这个林松小学和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开始完全不相信,直到朋友拿出手机,打开一条视频。画面里林松带着手铐,警察正带着他在一间满是化学设备的屋子里指认现场。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太震惊了,怎么可能?”刘洋吐出一口香烟,摇摇头说。
在他印象里,林松是同学里的积极分子,“最近几年的小学同学聚会,都是林松组织的。”
林松的高中班主任也记得,他在学校时成绩一直属于中上水平,“在班里很活跃,很爱表现。”高二时,因为教室供暖出现了问题,班里有同学商量着要给电视台的民生节目打电话。林松听说后,“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连续几天在班里发起了大讨论,最后说服同学,放弃了爆料。”
“他是少数几个毕业后,每年还会再来看我的学生。”他的高中班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2015年2月初林松还在请他吃饭,他说那时林松看起来状态很好,“和以前一样侃侃而谈。”
班主任问起林松的工作,他说自己还在北京卖房,“绩效还不错”。
2012年,大学刚毕业一年的林松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应聘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一个比他晚入职一个月的同事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个头不高的东北小伙儿。
他记得林松“小聪明很多”,很擅长跟客户沟通。“有的晚上10点以后还要看房的,他也会从家里出去接客户。”那时他们的团队一共有20多个人,林松能做到前5名,“一年挣个二十多万没啥问题”。
因为业绩突出,在公司的一次表彰大会中,林松还作为优秀员工代表发表了演讲。一张由林松朋友提供的图片也证实了他那段时期的成绩,那是一张由公司颁发的奖状,因为“表现优秀”,他被评为自己所在区域的“销售精英”。
“他有自己的想法,很聪明,偶尔想一些让人意外的事,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在刘洋看来,林松一直想多挣钱,每次一起吃饭,林松谈论最多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这方面比较上进,看到什么事觉得可以挣钱,他就敢干。”
事实上,林松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做中介,就是在新闻上看到了房地产放松调控政策的新闻。在北京做了一年半的中介后,林松又突然辞职了,他在家乡看到了商机。
他从外地买回了一个热气球,希望借此改变长白山区人工打松塔的原始方式,“既安全又高效”。他把自己的名字制成两个硕大的红字,印在气球上,等待着上门的租赁生意。
结果那个热气球几乎没有飞上过天空,当地人不适应新方法。现在,热气球还躺在家里楼下的空地上,上面落满了积雪。
热气球生意失败后,他又去了青岛。一位发小打算在那边港口做“船务生意”,拉他一起创业。
“在北京一年挣20多万能干嘛,我不会再回去了,当时只想着去青岛挣大钱。”在看守所里,林松谈起这次决定。
可这一次,他彻底失败了。“船务生意”甚至都没有启动,朋友也不再还钱。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局。出发前,他带上自己剩下的10多万元,再劝说父母拿出了他们10多万的积蓄,然后期待着自己30岁前的“最大成功”。
6
在林松的家乡,他制毒被抓的消息并没有惊起太大的波澜。这个长白山脚下的林区小镇依然像往常一样安静。冬天时,风把房顶的积雪像盐一样吹散在空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很快又被远处拉木材的火车偶尔传来的汽笛声淹没。
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林松一直生活在这座被森林包围的小镇。他的父母都是当地林业局的普通职工,林松是他们的独子。
家人接到长春警方的电话,听到林松涉嫌“制毒贩毒”时,还以为对方是个骗子。
他的表姐何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林松和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平时跟亲人接触也很多,人也很亲切。
“每次回家不管有没有挣到钱,都会给我们的孩子买点玩具。在家的时候就会领着孩子出去玩。”何莉说。
何莉在镇上经营一家烧烤店,夏天有时要熬夜。后来林松找过来,要主动帮忙。夏季结束后,何莉要发林松工资,算是给他的补贴,但“他死活不收”。在何莉看来,这个表弟自尊心很强,有时甚至有些偏执。
林松在长春上大学时,他的另外一个表姐有时出差,会去学校看他。每次离开,她都会给林松拿点零花钱,但她从没成功过,“硬塞给他,他都要追上来还给我。”
后来,在看守所里,林松也证实了表姐们对他的评价,他一字一顿地说:“比全世界都鄙视你更可悲的事情,是全世界都可怜你。”
何莉的丈夫告诉记者,林松自从高中毕业后,“但凡想做一件事,就会遇上挫折”。
大学毕业后,他想去当兵,结果因为有赌博案底,不符合入伍要求。
“那是他在看别人打牌时被一块儿抓到派出所的。”何莉提高音量说。
“后来搞热气球,去青岛,做鱼食,全都失败了。”在何莉丈夫看来,林松走到这一步有很多推手,“他太急于表现自己了,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挫败感也太强了。从小到大,他想法都是比别人多,比别人超前的,但是人家稳稳当当走的,都混得比他强。”
最后,让所有家人都想不到的是,林松选择了制毒这条路。
“他是做不了最好,就想着做到最坏。”何莉的丈夫说。
被抓后,林松告诉肖光,自己没什么怕的事,“最怕的就是这辈子活垃圾了,活low了。”
但肖光记得,抓捕行动那天,当警察把林松按在地上,用枪指着这个“关东第一毒枭”的头时,他分明看到林松直打哆嗦,嘴里不断重复着“死了死了死了”。
肖光不知道,高考时,林松报考了警校,他最想做一名警察。但是通知书下来后,他却在复检时因为身高差0.5厘米被挡在门外。
林松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打击,那时他也不会想到,这次挫折会成为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文中除警方外均为化名)
原题为《有毒的梦想》
林松租住的小区正对着一条6车道的大路,上面几乎见不到车辆。马路是下坡,站在小区门口向下看,能清楚看到这座城市的边缘,远方没有高楼,天地连成一线。
为了取证,肖光在10号楼对面的楼上安排了监视点。大部分时间他和几个民警都待在楼顶,把望远镜瞄向对面701房间的窗户。
他们发现,目标人物白天除了收发快递,出门并不多。每天晚上11点后,整个小区的灯逐渐熄灭, 701房间却会忽然亮起来,房间窗户搭了层绿色的绒布,从外面能看清一个人影不断来回走动。
有时半夜,对面会突然“开窗放气”。
“绿色的帘子飘飘荡荡,又有白烟冒出来,看着还真有点瘆人。”王艳成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
也正是这个时候,肖光从望远镜里看到,对面房间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烧瓶、烧杯,“就像一个小型化工厂”。
那时林松每天都在屋子里忙得不可开交,他完全没有觉察到,50米外的另外一栋楼上,有一双眼睛从没离开过他。
已经当了20年警察的肖光经常跟毒品打交道,他喜欢穿着一件皮夹克,紧锁的眉头很少松开过,时间长了,两眉之间生出了厚厚的褶子。他获得的两次二等功都与抓获毒贩有关。但这一次,他说自己也难免紧张,“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个多大的案。”
他已经记不清第一次看到林松的具体日期,但对那天的天气记忆深刻。
“不知为什么,那天雪大得出奇。”肖光说那是长春去年最大的一场雪,走在路上雪花直往嘴里灌,眯着眼才能看清前方。
上午10点左右,一个年轻人在单元口出现了,虽然比户籍照片胖了不少,肖光还是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林松。他从车里盯着林松,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条有些褪色的牛仔裤。这一次,经验丰富的肖光并没有看出,眼前的年轻人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林松那天要出去接货,下楼前他拉开窗帘看了看楼下,发现停了辆没见过的新车,没有挂牌。小区楼下一共有15个停车位,他记得所有的车牌号。再仔细看,那辆车的排气筒正往外冒着白烟。
“车里有人”。他说自己当时有些迟疑,下楼后往车里瞅了两眼,觉得这辆车奇怪。他甚至怀疑车里可能是两个警察,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裹紧衣服就走出了单元口。他告诉自己:“这辆车不是来盯我的”。
这是肖光和林松的第一次碰面,尽
没有目光接触,但车里车外的人都看到了对方。
无牌车辆跟着林松出了小区,肖光透过车窗看到,林松走进一个快递代售点,随后取出了一个微波炉大小的纸箱。
代收点回到小区不过两公里的路程,林松换了3辆车,“绕了半个净月区才到家”。到小区后,肖光从远处看到林松抱着箱子,用一只腿顶着,再弓着腰往10号楼走。他每走一段就停下来,然后拿出手机拨弄,头却四面环顾,观察周边情况。
箱子里装的是麻黄素,制作冰毒的原材料。
林松把这些箱子搬到7楼的房间,那是套还未装修的毛坯房,三室两厅,一共140平方米。每个房间都堆放了一些设备器皿,林松在那里分别进行不同的制毒程序。
后来在审讯室里,他告诉肖光,如果原料充足,在自己被盯上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已经可以生产10公斤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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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林松制作的毒品已经开始供不应求。
肖光也从对面楼顶上看到,林松抱着箱子进出单元口的频率越来越高,晚上701房间的灯也越来越晚熄灭。
但只要回到卧室,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监视过程中,肖光也看到了林松的生活。他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没有多余的摆设。只有靠近床边的墙上,堆满了书籍。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沙发上看书。临近春节时,他看到林松买回了一袋速冻饺子,给自己下了吃。
看书是林松最大的爱好,他最喜欢历史题材和人物传记。一位长期与他保持联系的同学回忆,上学时,林松的历史很好,总能讲出很多传奇故事,“我很佩服”。
他曾在微博里用几张图片来总结自己的过去,其中一张是自己看过的一本书,名字叫《追寻生命的意义》。
春节过后,准备收网的专案组加大了监视力度。肖光调来8个同事,分成两班,整夜蹲守在“制毒工厂”对面的楼顶。
“一班前半宿,一班后半宿,换下来的就去楼下的车上睡一会儿。”王艳成说。
楼上很冷,夜间气温最低接近零下30摄氏度。肖光和几个同事,穿上警用大衣,外面再套层军大衣。后来实在受不了,就把楼道里别人家盖大葱的破棉被拿上来,披到身上。
“冻得尿不出尿。”肖光撇撇嘴说,团队里4个辅警,“冻跑了仨”。“人家说这活
干不了了,太苦了,想干点别的。”
最冷的是脚,王艳成记得,当时脚已经冻麻了,“杠杠磕都没啥感觉”。没过几天,几个同事脚上都生了冻疮。
抓捕行动的前一天晚上,肖光想去“制毒工厂”听听动静,“抵近观察”。他自己来到单元口,王艳成在身后的车里放哨。
让他想不到的是,刚到单元口,林松突然出现了。肖光赶忙假装在单元门上按了几个密码,但是门没打开。他正想开口请林松帮忙,门锁“啪”的一声就开了。
“忘带钥匙了?”林松问他。
肖光连忙笑笑,向林松道谢。这时王艳成看到两人在门前对话,怕林松起疑心,在单元门关上前,他对着肖光喊:“斌哥,今晚通宵打麻将,我去买桶水。”
进楼后,电梯门打开,肖光和林松走了进去。林松按下7层,肖光看了一眼门边的数字,按下了10层。
后来肖光才知道,王艳成的话和自己的动作让他们暴露了身份。
那天林松从自己卧室出来,打算去10号楼完成制毒的最后一道程序。在单元口前,他看到肖光心里忽然一惊,眼前这个男人“就是那天坐在车里的人”。
他说自己能感受到肖光身上的气场,“那股劲儿,很重,很不一样。”
听到后面有人喊打麻将时,林松几乎确认身边这个人就是警察了。他认识这个单元里所有打麻将的人,“根本没有他俩。”
上电梯后,林松和肖光都没再说话,只是看着不断上升的楼层数字,连多余的动作都没有。只不过,肖光按下10层的那一刻,林松“当时就懵了,都有点站不稳”。他确定,和自己站在同一部电梯里的人,一定是来抓自己的。
他很清楚,10楼根本没住人。
进入“制毒工厂”后,林松按下房灯开关,灯却没亮。他跑去电表箱查看,发现自己家无缘无故跳了闸。
回到屋内,他开始操作制毒,结果设备冒起了浓烟。这让他有些慌乱,“急得火急火燎的”。他跑过去关掉了几个阀门,把废料倒进马桶。
那天从10楼下来后,肖光暗骂自己暴露了身份,然后回到对面的楼上继续观察。没过多久,对面“制毒工厂”里忽然冒起了浓烟,他拿起望远镜,看到林松在房间里“乱窜”。
“我以为他那里失了火。”他想去救人,又担心闯进去后,现场没有毒品成品,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但如果不救,屋里的这个年轻人可能就会就此丧命。
后来他还是冲下了楼,“救命要紧”。刚到对面楼下,留在楼上观察的王艳成就告诉他,“烟没了,人也没事”。
和林松再次碰面后,肖光清楚,抓捕不能再等了。他们连夜制定了抓捕方案,第二天上午,几位全副武装的民警冲进“制毒工厂”,把林松摁在地上。
“工厂”的阳台上,摆着两张桌子,上面铺满了淡黄色的晶体,那是他刚刚做好,还在晾晒的冰毒。
肖光在林松卧室里搜到了他的护照,上面已经贴上了外国的签证。在后来的审讯中,林松告诉肖光,他已经计划好抓捕的第二天飞去国外,“学习更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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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在同学的婚礼上听说了林松被抓的消息。这个林松小学和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开始完全不相信,直到朋友拿出手机,打开一条视频。画面里林松带着手铐,警察正带着他在一间满是化学设备的屋子里指认现场。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太震惊了,怎么可能?”刘洋吐出一口香烟,摇摇头说。
在他印象里,林松是同学里的积极分子,“最近几年的小学同学聚会,都是林松组织的。”
林松的高中班主任也记得,他在学校时成绩一直属于中上水平,“在班里很活跃,很爱表现。”高二时,因为教室供暖出现了问题,班里有同学商量着要给电视台的民生节目打电话。林松听说后,“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连续几天在班里发起了大讨论,最后说服同学,放弃了爆料。”
“他是少数几个毕业后,每年还会再来看我的学生。”他的高中班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2015年2月初林松还在请他吃饭,他说那时林松看起来状态很好,“和以前一样侃侃而谈。”
班主任问起林松的工作,他说自己还在北京卖房,“绩效还不错”。
2012年,大学刚毕业一年的林松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应聘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一个比他晚入职一个月的同事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个头不高的东北小伙儿。
他记得林松“小聪明很多”,很擅长跟客户沟通。“有的晚上10点以后还要看房的,他也会从家里出去接客户。”那时他们的团队一共有20多个人,林松能做到前5名,“一年挣个二十多万没啥问题”。
因为业绩突出,在公司的一次表彰大会中,林松还作为优秀员工代表发表了演讲。一张由林松朋友提供的图片也证实了他那段时期的成绩,那是一张由公司颁发的奖状,因为“表现优秀”,他被评为自己所在区域的“销售精英”。
“他有自己的想法,很聪明,偶尔想一些让人意外的事,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在刘洋看来,林松一直想多挣钱,每次一起吃饭,林松谈论最多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这方面比较上进,看到什么事觉得可以挣钱,他就敢干。”
事实上,林松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做中介,就是在新闻上看到了房地产放松调控政策的新闻。在北京做了一年半的中介后,林松又突然辞职了,他在家乡看到了商机。
他从外地买回了一个热气球,希望借此改变长白山区人工打松塔的原始方式,“既安全又高效”。他把自己的名字制成两个硕大的红字,印在气球上,等待着上门的租赁生意。
结果那个热气球几乎没有飞上过天空,当地人不适应新方法。现在,热气球还躺在家里楼下的空地上,上面落满了积雪。
热气球生意失败后,他又去了青岛。一位发小打算在那边港口做“船务生意”,拉他一起创业。
“在北京一年挣20多万能干嘛,我不会再回去了,当时只想着去青岛挣大钱。”在看守所里,林松谈起这次决定。
可这一次,他彻底失败了。“船务生意”甚至都没有启动,朋友也不再还钱。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局。出发前,他带上自己剩下的10多万元,再劝说父母拿出了他们10多万的积蓄,然后期待着自己30岁前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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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松的家乡,他制毒被抓的消息并没有惊起太大的波澜。这个长白山脚下的林区小镇依然像往常一样安静。冬天时,风把房顶的积雪像盐一样吹散在空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很快又被远处拉木材的火车偶尔传来的汽笛声淹没。
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林松一直生活在这座被森林包围的小镇。他的父母都是当地林业局的普通职工,林松是他们的独子。
家人接到长春警方的电话,听到林松涉嫌“制毒贩毒”时,还以为对方是个骗子。
他的表姐何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林松和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平时跟亲人接触也很多,人也很亲切。
“每次回家不管有没有挣到钱,都会给我们的孩子买点玩具。在家的时候就会领着孩子出去玩。”何莉说。
何莉在镇上经营一家烧烤店,夏天有时要熬夜。后来林松找过来,要主动帮忙。夏季结束后,何莉要发林松工资,算是给他的补贴,但“他死活不收”。在何莉看来,这个表弟自尊心很强,有时甚至有些偏执。
林松在长春上大学时,他的另外一个表姐有时出差,会去学校看他。每次离开,她都会给林松拿点零花钱,但她从没成功过,“硬塞给他,他都要追上来还给我。”
后来,在看守所里,林松也证实了表姐们对他的评价,他一字一顿地说:“比全世界都鄙视你更可悲的事情,是全世界都可怜你。”
何莉的丈夫告诉记者,林松自从高中毕业后,“但凡想做一件事,就会遇上挫折”。
大学毕业后,他想去当兵,结果因为有赌博案底,不符合入伍要求。
“那是他在看别人打牌时被一块儿抓到派出所的。”何莉提高音量说。
“后来搞热气球,去青岛,做鱼食,全都失败了。”在何莉丈夫看来,林松走到这一步有很多推手,“他太急于表现自己了,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挫败感也太强了。从小到大,他想法都是比别人多,比别人超前的,但是人家稳稳当当走的,都混得比他强。”
最后,让所有家人都想不到的是,林松选择了制毒这条路。
“他是做不了最好,就想着做到最坏。”何莉的丈夫说。
被抓后,林松告诉肖光,自己没什么怕的事,“最怕的就是这辈子活垃圾了,活low了。”
但肖光记得,抓捕行动那天,当警察把林松按在地上,用枪指着这个“关东第一毒枭”的头时,他分明看到林松直打哆嗦,嘴里不断重复着“死了死了死了”。
肖光不知道,高考时,林松报考了警校,他最想做一名警察。但是通知书下来后,他却在复检时因为身高差0.5厘米被挡在门外。
林松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打击,那时他也不会想到,这次挫折会成为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文中除警方外均为化名)
原题为《有毒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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