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7日，张文清在窑洞里喂羊，羊是张文清一年的主要收入，2018年他卖了4只羊，收入3000多元。
张文清和蔡焦英是低保贫困户，张文徳是五保贫困户。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三个没有劳动力只能靠旁人照顾的人。但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习惯了用身体与大地进行交换的人。
老汉张文清今年地里种的土豆、玉米、胡麻、豌豆都没卖，自己吃完牲口吃。他还有一片上世纪80年代种下的杨树林，只卖过一次木材。羊圈里，有5只大羊2只小羊。夏天的时候，老汉从最高大的那只羝羊身上剪了3两雪白的羊毛，准备捻成羊毛线做袜子。
2018年6月18日，蔡焦英在存储土豆的地窖里搬运土豆。
只要土地的生长性没有丧失，他们就不会感到真正的孤独和焦虑。因此，只对自然的馈赠心怀感恩。
幸福就是没有变化
因为“跳梯田”，老汉周克俭在定西的石峡湾乡出名了。石峡湾就在白碌乡的山对面。
老汉周克俭的子女全都去了内蒙古打工，接老汉去，他过不习惯。老汉回来以后，要求村干部把他家子女弄回来，但5个孩子一个都不愿回来。
村干部也没法强迫，老汉情绪一激动就跳了梯田。其实就是坐在那，一点点出溜着下去的。并不是多壮烈的事情，但在乡村却传得很开。
2018年6月19日，跳梯田受伤的周克俭，因腿部伤势没有痊愈，便跪着锄地。
乡里干部把这个事件归为定西老汉故土难离。
老汉周克俭的家在一条相对宽阔的沟壑底部，土房危破。屋子正中的墙上一副“顶天立地”寿联，炕墙上挂着板胡、三弦和一堆人生格言，内容包括忍、大展宏图、持之以恒、腾飞之类。
周克俭和老伴彭玉梅今年都是84岁，不过彭玉梅的面孔更加苍老。农村的老妇们一般不会叙事，但她们的故事往往就镌刻在苍老的身体上。
定西老汉一般是不干家务的，洗衣、做饭、喂猪、扫地等活儿，男人干有失身份。除了种地这种必须要干的活之外，像周老汉这样的老头一般都迷恋于荣誉性的工作，比如抛头露面、扯闲篇聊大天。跳梯田摔疼了腿这种天大的“冤屈”，更是要到处说道以惹人同情。
2018年6月19日，84岁的周克俭在危破的土房前，老汉一般是不干家务的，洗衣、做饭、喂猪、扫地等辅助工作，都是同为84岁的老伴彭玉梅的活儿。
跳梯田是在2017年三月初二，“怎么到田埂子下面去的我就晓不得，滚着下去了，我估摸着在三岔沟呢，下去啪的一下，我感觉地吃劲了，就晓不得了，再我就不知道了，气哑了……”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周老汉四仰八叉倒了下去，手舞足蹈，连哭带喊带唱，吓得猫在炕上一阵乱窜，把我们带去的瓶装水打洒了一炕。过了有十分钟，估计渴了，老汉捧了水倒进嘴里，说“这是神水”。
周老汉叙事，喜欢毫无征兆地随意扮演各种相关人的行为说话，拉拉杂杂，没头没尾，所以我始终也没搞清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会理性思考问题的原因，完全凭着性子处事。
一番嬉笑怒骂过后，老汉从墙上取下板胡和三弦，欢乐深情地唱起解放年代的颂歌。
“我到台上弹能弹，唱能唱。那几年，耍社火，我拉也拉着呢，（村子）下面有一个89岁的老汉弹着呢，我们俩个搭班子，弹得很好，实在好。”不过他也承认，“现在到台上年轻人嫌我了。”
2018年5月29日，周克俭从墙上取下板胡和三弦欢乐深情地唱起解放年代的颂歌，展示他“艺术家”的一面。
他“攻击”村干部将他的子女外迁户口，导致他们回不来。他将村干部把他四儿子户口在当地注销一事做了定性：“一把刀子一把斧头把户口注销了，是杀人的事情。”
村里老支书的叙述是这样的：周老汉有两儿子三个女儿，他最喜欢排行老四的儿子，早早决定把所有遗产都给这个儿子，当然他要负责养老送终。本来老汉和四儿子一家的户口是在一起的，但他前两年发现，儿子一家的户口早已在定西注销，落户内蒙。
既无人养老又没有低保，周老汉认为这都是村干部使坏造成的，转移户口的时候儿子和村干部没经过他同意，在家里他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才对。因此，周老汉想要村干部道歉，另外要乡里解决低保。
石峡湾乡干部表示，按照国家政策，张老汉的情况并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他的5个子女都不是贫困户，子女有赡养的义务。
四儿子现在在内蒙临河租地养羊种油葵，他态度决绝表示不回定西，也不要他爹只值1000块钱的房子和地。他说，“老家的地不够种，养不活人。”
2018年6月19日，周克俭养的猫生了4只小猫，他逗玩的猫，有意无意地说，等你们长大了，就都走了。
周老汉的心理节奏与社会节奏不合拍，是一件麻烦事。他觉得幸福就是没有变化，变化就是反常，就是灾难。
有两个女儿愿意回来给老两口养老送终，当然也要继承遗产。但被拒绝，“连一根筷子都是老四的，女子（女儿的意思）不能插手。”周老汉板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吐出。
“今天我是80岁，还有人问就好”
新集乡跟石峡湾乡的地理关系,就像一只手上两根张开的手指，指间是一个叫葛家岔的岔路口。
我们遇到80岁的马玉山，是在岔路口停车问路的时候。他正在路边闲逛，体态腴阔，肤色白净，对答迅速，用词文雅，不像种地的农民，倒像是个返乡的“员外”。
事实上，马玉山是“马老师”。不过，在“生产至上”的传统农村，乡村教书匠既不从事生产性劳动，也不是生产管理者，虽然有口头尊称，实际地位比较尴尬。马老师因为有梗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对任何有可能给他带来希望的陌生人，都有主动相识之愿。
马老师住的小屋就在新集乡政府对面，旁边就是学校。小屋内外两间加起来不到10平方米，外间是个杂货铺，过期教材、练习本占领了绝对空间，偶尔有兽药、种子甚至丧葬用品夹杂其中。里间睡人，一张与人长度一样的床、一堆塞着衣物的纸箱子、一个小炉子，家当都在这了。
2018年6月20日，马玉山在新集乡中学门口的一间学校公租房内，总共面积不到10平方米，居住的地方大约3平方米多。公租房是学校租给他的，已经20年了，他说学校看他可怜，没找他要房租。
马老师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老伴去世12年了，他一个人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85元的养老金和每月292元的低保。这些钱就是吃药用；吃的饭菜都是到隔壁学校和餐馆要，或者邻居送来；好几个冬天都没生火，周围邻居问他不生火怎么过，他就捡些烂纸盒塑料布放在炉子上弄些烟出来，做个在生火的样子。
“穷得老不得，老了了不得，尤其成单身了更了不得，没人说话，没人做饭，有话没处说，可怜得很。”
马老师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1956年，我十几岁，乡干部联系我代课，从那时候开始到83年总共26年，跟农民一样计公分教娃娃读书。
1983年，因为我跟当时的校长意见不合，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开除了。当时有政策，够15年教龄的可以不参加考试就转正，我干了26年还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成绩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出来了。之后我一天也没歇过，又到各个学校代课。
2018年12月3日，马玉山在田坪村上梁社二儿子家的一间屋子里，虽然出不去门，马玉山说自己还是每天穿戴整齐，体体面面。
1992年开始，我和一个儿子、儿媳妇三个人办了个五年制学校，我们坚持了17年，学生最多的时候有80多个。到底坚持不下去了，经费没办法解决。到停办的时候，我的教龄总共是43年。
我要向上反映，我感觉太不公正，我40多年的教龄，从一个娃娃变成成了老汉。我心里过不去的是，学生都很阔气，厅处级的都有，我的生活却过去下去。
我们走后，马老师不断打来电话询问，他的事是否有了说法，同时还给我们更多线索：哪里的路被山洪阻断了，村民无法通行；哪里的村民因为反映了村上的问题，现在无家可归……
我们没办法跟进这些线索，有时候没接他的电话。他应该是感受到了某些回避，精神上变得有些顶不住，加之腿部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静脉曲张、坐骨神经痛等各种综合征，他开始越发沮丧。
2018年农历五月初七，马老师的80岁大寿那天，我们又见到了他。当时他正伴着一碗酸菜吃一个馍。
2018年6月20日，是马玉山80岁大寿，他的午餐是一个馍还有一碗酸菜。
“我也不馋吃啥东西，习惯了，天天就吃这些，洋芋，下些面片子，酸菜做个汤。主要是没钱吃。我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
“昨天两个女儿（都嫁到会宁）来给我洗了衣服，一人给了200块钱，走了，今天早上大儿媳打了个电话，问我在哪，小儿子也打了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新集。今天我是80岁，还有人问就好。”
马老师生日的第二天，杂货铺顶上一米见方的石膏板砸了下来，在地上碎成一堆。幸好生日当天晚上我们把马老师接去定西，为他准备了一顿大餐。第二天送他回来，给他留了修补房屋的钱。
2018年12月3日，马玉山带我们进他住的屋子，从大门口到小屋大约5米的路，他一点点挪着走了3分钟。他说，“快要走的人，过一天赖一天。”
但他始终没有找人修理。“我没有这个心情，我单身在这，丧失生活的兴趣，快要走的人，过一天赖一天。”
红底蓝边黑盖，有扇面图案的寿材，儿子去年就备下来了。
（原标题：他们像被压弯腰的向日葵一样老去）